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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大弊下（第1页）

张居正听朱翊钧言说自己《陈六事疏》并未触及天下之大弊，心中一凛。忙端正仪态，垂手静听。

朱翊钧先问道：“依先生看，若六条齐做，十年后，天下将如何？”

张居正闻言沉思了一会儿，方道：“或可见仁宣之世也。”

朱翊钧又问：“朕之后百年，将如何？”

张居正见朱翊钧谈的如此深入，看了一眼起居注官，欲言又止。

朱翊钧会意，转头对那个叫肖隆巍的起居注官儿道：“你且记着，其后删减增添，都由张师傅做主。”

那官儿应了。

自有了左右史、起居注等史官以来，这起居注的修订臧否之权都在皇帝手里，其他人未请旨而删改一字，即触犯“擅做起居注”

之法令，最轻的也是绞刑，一般都是抄家杀头，恶意丑化皇帝的，也可能夷三族。

朱翊钧授权张居正删减，即是让他畅所欲言的意思。

张居正见皇帝这般，知道这问题躲不过了。他于史、儒两道，也算小宗师级人物，如何不明白皇帝的意思。沉吟了一会儿，方回道：“臣年齿已近半百，熟览历朝政治得失，却未得一法而传洪业致无穷也。”

虽未正面回答，但也委婉的说出了对未来的预判。

朱翊钧听了，点点头又问：“国与家之别，张师傅如何看？”

此时的全世界，尚未全面生发国家主义的概念。大概六十年前，意大利人马基雅弗利才写出《君主论》，其中提出的国家主义概念流传未广。欧洲各国也都和明朝一样，“朕即国家”

的概念深入人心，君主为国人的父母，民众为君主的赤子。

君主爱民，如父母之爱赤子；子民敬君，如子女孝顺父母。因此，中国历朝历代即以“孝”

治天下，其根源在此。

果然张居正听了，立回道：“家国社稷，本为一体，焉有区别？”

朱翊钧听了，也没和张居正辩驳，只轻轻点头。又问：“华夷之别又如何？”

这问题有标准答案，张居正虽不明白朱翊钧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何意，却朗声回道：“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本朝刘文成公（按：刘伯温）言‘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於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

（）;（）　　张居正的意思很清楚，蛮夷和中国人不是一类，他们是禽兽，咱是人。

朱翊钧闻言道：“若其习中国礼仪，用中国文字，变蛮为俗，则如何？”

张居正老师傅了，闻言轻笑道：“皇上圣学辑熙，岂不闻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臣乃楚人，春秋时，楚人曾为蛮夷也。”

朱翊钧点头道：“今日在师傅面前，略述弟子之大志，老先生愿听乎？”

张居正听闻朱翊钧三问，心中有所预感。此时忙站起身，肃立道：“臣愿闻。”

朱翊钧朗声道：“朕欲九州同贯，都沐华夏之风；凡日月所照，皆为皇明之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