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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黄白籍贯（第1页）

寿丘山南边有座小山，名叫黄鹄山。寿丘山上多是不耐烧的松林，黄鹄山上却长着一片一片的乌桕；刘裕小时候，常到黄鹄山砍柴。

山前平地，有人家结庐，住着刘寄奴的两个儿时好友。

广陵大婚时，有的人刘裕不想请，有的人刘裕请不到。他请不到的朋友，正是家住这黄鹄山下的两人。

两人都是落了魄的昔日豪门，豪门成寒门。其中一人，姓戴名庸；戴庸的确平庸。这戴庸，脑袋大脖子粗，一巴掌宽的护心毛，却偏爱吟风弄月、鼓瑟弹琴。

此人家门虽然没落，父祖两代的亲友仍有在朝为官者。刘裕常劝他，找找门子，鞠个躬，投个帖子，按说谋个一官半职，不是难事——

半句也听不进去。非但不思进取，戴庸于人情往来也一窍不通。鹄者，天鹅也；黄鹄山上无大鸟，有的是林木清幽、竹篁交翠，叶间树头，时时有小雀嘤鸣。戴庸最爱的，是一把琴、一斗酒、一只竹杖，怀里再揣上两只芦柑，流连于黄鹄山里；一曲轻奏，斗酒饮罢，酒气山香。行人过山，见他独携琴酒，漫步草野，问他所去何往？戴庸只道：往听黄鹂。

另一位，性情与戴庸天上地下。王玄谟，却是个南来北往、奔波无定的生意人。年前刘裕的黑马载着新妇回了京口，久久才等到王玄谟来到寿丘山叩门。

“阿猫，不仗义啊。我在广陵过事，你人不到，礼来的也晚。”

人如外号，王玄谟两片薄唇，胡须纤长；山根低矮，鼻子上面吊了两只三白眼珠，样貌确实像条老猫。王玄谟愁眉不展，道：

“买卖越来越难干。年前跑南燕国收药，打包了千数斤药材，转进后秦，到终南山的生药铺子里销了，只能换成五铢钱。这年头钱不值钱，南朝北朝使的五铢钱，铜子薄的像树叶，大晋允许以物换物，后秦皇帝却不让拿布帛交易。秦主也是有意思，他做不到保境安民，国内萧条地像冰窟窿，本来五铢钱都用作军费了，老百姓手里没钱，政令仍这么死板。”

刘裕笑笑，道：

“大晋倒是不死板，彻底在棺材板子上面躺平了。”

“谁说不是？我带着商队刚回了晋境，那点五铢钱还能买几囤米；过了荆州，西军造反，桓玄这一打，钱串子贬了一半的值，我赶紧换成了粮食。

驮着米粮，入国都建康卖米，穷人买不起，我指望和那些公侯们换些金银的硬通货。娘的，京里一纸政令，突然不许商人买卖大宗粮食。我认倒霉，收了摊子想运粮回家，却出不了建康城门——他们说，大晋正是多事之秋，前线吃紧，要么把这些粮米充军，要么把自己押上前线充军。

真给了北府，且当积阴德。我眼见那些粮米被拉去的地方，却不是什么兵营军府，反倒是老爷大人们的深宅朱门。吃紧是吃紧了，前线吃紧，这帮王八蛋后方紧吃。

折腾这点生意，我离家已五年了；当年壮志出门，如今空手而归。寄奴哥，这五年出了不少事情。”

刘裕沉吟道：

“我都听说了。这几年西军一直不太平，先是王恭造反，再有桓玄叛乱。你是太原王氏的远枝子孙，令尊和你同宗家主、当年的荆州刺史王恭，一直有书信往来。北府军攻灭王恭，你父亲受了牵连，老爷子出事后，我还曾到你黄鹄山的家中吊唁。”

“我哪里还有家，偌大的南朝，早已没了我王玄谟栖身之所。说来有趣，我父亲一走，他留下的少妻，马上改嫁了北府的军吏……”

刘裕叹到：

“范安民，司马文思的参军。树倒猢狲散，人死如灯灭；老夫少妻，本就难指望能走到头。我在兰陵郡认识了个小兄弟……算了，不必再提。只是这范安民，也是有名的王八蛋。”

“东汉以后，礼崩乐坏，再到了魏晋，士大夫放达不羁，带动着举国风气都轻佻起来。大晋女子，东食西宿，转嫁十人，趋炎附势者，数不胜数。这范安民，我还要喊他一声‘便宜爹’。

我爹死在司马文思剑下，我血本无归地回了家，家也不成家；家里既无叔伯，我王玄谟又无一母的兄弟，先父留下的几亩薄田，都归了这司马文思的参军之手——

这便罢了，我斗不过他们。

大晋自从南渡以来，户籍分两种，一为黄籍，二为白籍。黄籍为本土土著，依律缴纳赋税，服徭役、兵役；白籍为南渡侨民，颠沛流离，受朝廷抚恤，不需缴税服役。

我回黄鹄山祭奠先父，心知那些家财细软，早都被范安民霸了，我也不再痴心妄想。我想不到这范安民，竟然扔给我一张黄纸，告诉我，我父亲死了，他就是我爹；他是黄籍，我从此要也从白籍转为黄籍。朝廷平叛，马上要和桓玄决战，北府兵员匮乏，各家各户都要出丁；这范安民，打算推我上前线去，替他范家做一名尽忠的炮灰。

范安民说，我可以不去，只是这户籍都已改定了。我若不从，今后便是逃兵；逃兵要受黥刑，脸上刺了字，这辈子休想出头。

范氏占着我家的旧屋，高坐在我父亲生前的病榻，抱着我父亲宠爱的少妻，用他沾满铜臭的手得意揉捏着我的脸颊。

而我没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