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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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5页）

，“略微等一等”

，“不是不可能，只是需要合适的时机”

，“要是下个月局势稳定，说不定有机会”

。可那是1961年，柏林的“局势”

只有糟糕和更糟。不管人们刚开始对年轻的肯尼迪总统抱有什么期望，现在看来他就和前任一样，对柏林危机束手无策，甚至一些报纸尖锐地指出加了失控。

东柏林像一只正在流血的动物，一边哀嚎，一边撕扯伤口，于是流失更多的血。什么人都在往西边逃，以前是医生、工程师、作家和律师，现在是理师、二手书商人、售货员和六十多岁的老夫妇。一度传出了军队正在囤积建筑物料的流言，一堵墙要建起来了！人们惶恐地低语，分割东西柏林的墙！党书记乌布利希不得不用他那怪异的尖细声音[3]澄清：没有这回事，“没有人想建一堵墙”

。如果说这句话有什么效果的话，那就是让人更害怕了。到了六月，维也纳峰会前夕，我们一度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要来了。我这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已经永久被战争改变了，停火十六年，我还依旧觉得战争随时会重新开始，汉斯又该抓起他的国防军制服，戍守毫无意义的炮台。有时候我甚至希望最坏情况快点生，你明白吗？要是你花了很长时间惧怕某种东西，到最后你会祈祷它赶紧到来，一次过结束这种令人痛苦的不确定性。

安德烈最后一次去见霍恩斯比是在6月2日，维也纳峰会前两天，再次得到了模棱两可的答案，“等峰会结束再说”

。安德烈不打算等下去了，他去了一趟车站，取走了寄存在储物柜里的手提箱，这个手提箱在柜子里躺了好几个月，已经累积了一小笔高于平均值的租金。这次没有人给他安排飞机和护照了，很难找到实体记录，但我想他应该买了渡轮票，先到了布列塔尼，从那里坐火车到巴黎，之后转到柏林就很容易了。他又回到了柏林，他那不是家乡的家乡，他的旷野和剧场。他将要和莱纳沃格尔一起谢幕。

作者有话说：

[3]瓦尔特乌布利希，东德总书记，小时候罹患白喉，虽然痊愈，但声音变得尖细奇怪，是他的个人标志之一，加上他的萨克森口音，“公开演讲时，时常令人无法理解”

（引自Berempe）

第二十七章

在柏林，夏天已经来了。莱纳时常开着窗，让风进来。他没换窗帘，仍然用着房东留下的棕色布帘，印花散出衰老的气息，靠近地板的地方被上一个租客的猫抓坏了。莱纳并不特别介意，美学不是他的要考量。

他不常在家里。一是因为不希望和窃听器时刻共处，二是连日的好天气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外出。他带着小说到河边散步，在长椅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书摊开在膝盖上，但眼睛看着水面上的野雁。虽然咖啡厅比长椅舒适得多，但街上不太安全，如无必要，莱纳不希望出现在东德巡逻队和美国军人的视线里。他当然听到了关于墙的流言，但没有过分担心，从1952年开始，类似的谣言每年都浮出来至少一次，全都没有成真。在他看来，最糟糕的情况顶多就是1953年重演，人们会像以前那样熬过来的，老实低下头，不要乱说话，等风暴从头顶吹过。它一般只影响那些站得高的人。

白昼漫长，好像来了就再也不走了。莱纳踩着驳船傍晚的汽笛声往回走，躲进“金色鹈鹕”

，喝酒，直到夜晚终于展开长袍，把柏林裹进怀里。酒馆打烊之后他才回家，走出了两条街，意识到小说忘在酒馆里，但是现在折返太迟了，只能留到明天再说。能亮的路灯本来就不多，这一晚连最后一盏也被打碎了。公寓所在的那条街完全陷入黑暗，莱纳觉得自己听见了脚步声，在前面，不是后面，他皱起眉，在微弱的月光里，面前的街道空无一人，只有无用的路灯柱投下半透明的影子，像炭笔蹭出来的污渍。他比平常多喝了一份威士忌，不是个好主意，大脑就像装在冷水瓶里，随着脚步晃动，在狭窄的玻璃瓶身上不停碰撞。

所以，打开家门之后，他十分肯定自己看见了幻觉。

窗还开着。安德烈坐在餐桌旁，在墙壁的深色阴影和窗帘的浅色阴影之间。看见莱纳的时候，他站了起来，动作很轻，没有碰到桌子，木椅也没有在地板上刮出声音。莱纳后退了一步，在墙上摸索电灯开关，不敢从安德烈身上移开目光，不知道是怕他消失，还是怕他突然起攻击。酒精令他的手指变得笨拙，感觉花了一整个小时才打开电灯，灯光照亮了餐桌和半个客厅，安德烈还在原处，看起来和莱纳一样真实。

莱纳半张开嘴，安德烈摇摇头，把食指按在嘴唇上，另一只手指了指餐桌上的一个笔记本和两支铅笔。窃听器，幸好他还记得这件事。莱纳重重地在牧羊人对面坐下，膝盖撞到桌腿，一声闷响，刚才喝下去的威士忌剥夺了灵活动作的可能性。安德烈笑了笑，悄无声息地坐下来，在纸上写了第一个单词，把笔记本推到莱纳面前。

“晚上好。”

莱纳盯着纸，好像并不认识上面的字母。一阵柔和的风撩动窗帘，已经没了白天的温热，他站起来，关上窗，拉好窗帘，确保不留缝隙，这才坐回原处，拿起另外一支铅笔。

“你是怎么进来的？”

安德烈挑起眉毛，在莱纳的质问下面接着写“这就是你先关心的事？”

，故意把问号写得很大，一艘立起来的小船。

莱纳看了他一眼，把笔记本拽到自己面前，潦草地写出下一个问题：

“为什么回来？”

“答应过你，不是吗？”

安德烈在“答应”

这个动词下面划了一道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