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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父权、关于爱情婚姻观
潮新闻:在《黄河故事》中,故事是围绕父亲之死、死后的墓地等问题展开的。父亲这个人物始终在背面,先被描述成一个窝囊废,很没用,自杀,后来又不确定父亲是不是自杀的。我们看到了极为强势的甚至不讲理的母亲,后来才看到,父亲是一个知书达理、懂得不少东西的人,他甚至还“懂得黄河的水性”
,父亲的形象似乎在“反转”
,最后被“正名”
,他依然是“体面”
的。那么,您觉得他是一个好父亲吗?《黄河故事》收录在您的新书《天台上的父亲》中,是最后一篇。在《金枝》中,所有当下纠缠着的家庭问题也都来源于父亲。似乎您的写作中,对父亲、母亲的书写有一种持续的专注和激情。您执着于塑造“父亲”
,那么您又是如何理解“父亲”
这个词的?您如何看待我们父母一辈的困境?
邵丽: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一篇创作谈里专门讨论过。最近一个时期,我的很多作品都有“审父”
的倾向。就问题的本质而言,父亲既是真实的存在,又是极具象征性的一个符号。人类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家庭这个私密领域,父亲都代表着权威。但父亲的权威因为过于程式化,实际上反而被虚置了。说起来父亲是权力的化身,或者是权力本身,但在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中,真正组织和管理家庭的基本上都是母亲。一方面是父亲无处不在,另外一方面,父亲永远都是缺失的。
潮新闻:《黄河故事》中,我们看到您给女主人公安排了一桩梦幻般的婚姻,她太幸运了,遇上“高富帅”
,得到了跨越年龄、文化、阶层的真爱,说实话看到这里我有点晕,人们一向说的“门当户对”
呢?这种幸运是不是偶然?您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也可以说生在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您成年之时,正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之年,能否谈谈您的作品,谈谈你们这一代人的爱情观是什么样的?您觉得自己身上,传统的东西是否受到随之而来的时代大潮的冲击,有了巨大的观念的改变?
邵丽:其实就爱情婚姻观而言,越是进入新时代新世代,我的观念反而越发保守。这可能与我的原生家庭有关。在我们家,除了我是自由恋爱的,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小妹,都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的婚,而且婚后生活都非常幸福。很多年前我看到一个资料讲,自由恋爱结婚的离婚率,比别人介绍的婚姻离婚率高三倍多。所以即使现在,有很多东西我还看不透,对爱情婚姻观也没有做出改变的理由。再者说,主人公的婚姻虽然浪漫但并不能算梦幻,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有不少原型人物存在的。“我”
已经是一个成功人士,而故事中的乔大桥,也只是一个受姑姑资助的、高学历的穷书生而已,称不起“高富帅”
。那个特殊年代,大学毕业生能找到一个城市户口的女孩成家,就是成家立业的典范。往前追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会有更具体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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