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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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诚如批评家程德培在关于《金枝》的重磅评论中所做的梳理与总结，近二十年的邵丽作品中，亲情血缘始终是她创作依凭的重要生命经验。早年的《水星与凰》，后来的《河边的钟子》《城外的小秋》《糖果》，近两年的《天台上的父亲》《风中的母亲》《黄河故事》等，以及虚构叙事之外直陈心事的散文、诗歌，“所有这些文字无不穿越被遗忘所淹没的真情与假象、怨恨与挚爱，作者用严厉的眼光俯向记忆的万花筒，看到那斑斓的色彩无一不是稍纵即逝，那片刻的深刻则是永恒的铭刻，血缘和亲情无一不是在岁月的颠簸中被碾碎得真假难辨”

。

当然，邵丽的目光不只盯着“家里人”

，她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创作出《挂职笔记》《第四十圈》等颇具影响的作品。在广受赞誉的《黄河故事》之后，邵丽拿出了《金枝》——又一部关于亲情血缘的作品。这部长篇以“我”

——周语同为叙事支点，向上追述周家祖父母、父亲以及他两位妻子的人生历程，向下讲述周语同的同辈及下辈儿女的故事。《金枝》很容易被概括为一个从20世纪初绵延至21世纪20年代的家族故事。从内容的角度来说，的确如此，即便在这个层面上，《金枝》作为最新版本的五代同书的家族叙事也是成功的。但我认为更值得关注的一个层面，是邵丽在《金枝》中展现出来的作为小说家能力的诚实。

在前文的表述中，我将作家的“诚实度”

视为小说艺术成就的核心指标。在文学批评、文艺研究都在尝试引进数据模型的今天，使用如此感性甚至颇有些感情色彩的自定义概念进入文学批评，看似有些“反动”

，但这是“反”

技术理性而“动”

，本质层面上，却是对小说或者小说文学的本质属性的理性回归。

文学和文学中的叙事，作为存留人类经验的重要“容器”

之一，无论在任何文明的原初价值排序中，都是居于顶端位阶的。叙事，长久以来建构着人类教养的核心部分。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有两件事同时在发生，一是古老的叙事艺术的衰落——讲故事的人不见了，另一件则是作为现代文类的小说的诞生，且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成为最为主流的叙事形式。

1936年，瓦尔特·本雅明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讲故事的人》。他在文中指出，现代社会的人们讲述故事变得困难，失去了经验交流的能力，“这一现象一个明显的原因是，经验贬值了。而且看来它还在贬，在朝着一个无底洞贬下去”

。本雅明发现，可言说的经验变得贫乏了，失去了交流的价值，原因在于现代传媒的发展，消息替代了故事。本雅明敏感且清晰地描述了现代社会的这一症候，那些从战场上归来的人一言不发，意味着人类社会久远的叙事传统遭遇了彻底的挑战，而且也将被彻底改变。

本雅明自然也谈到了小说。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这是个现代性事件，而讲故事的人则是将族群经验和个体生命经验融于“一张口”

的前现代社会的“手艺人”

。小说也曾经是古老的故事讲述艺术所需要应对的陌生力量，但资本主义传媒业的发展，带来了一种新的交流性——通过消息，这对故事的讲述更具威胁性，不仅导致了故事的衰落，也给小说带来了危机。

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想录”

，本雅明在这位信奉东正教的作家身上看到了讲故事的人“非凡而质朴”

的轮廓，因为“在现代叙事文学中，像列斯科夫的小说《变石》那样清晰地回响着先于一切文学存在的无名讲故事人的声音的，已是不可多得”

。

本雅明四年之后在西班牙边境小镇自杀，他关于“经验贫乏”

的深刻论述影响巨大——大到今天似乎已经成为文艺批评中的“陈词滥调”

了。我们已然将其作为一种文化常识接受下来。因为过于熟悉常常会疏于辨析，“贬值”

和“贫乏”

只是因为人类经验失去了交换价值——即丧失了交流性，而非“经验”

本身产生了实质性的贬损，无论是个体经验还是集体经验。生老病死、善恶美丑、恩怨情仇、兴衰成败，这些基本的人类经验还在太阳之下反复出现；新的经验还在产生，人被机器异化，科学理性带来人性危机，经验贬值本身就是新的经验，以及“贫乏”

带来的人类社会的新的“没教养”

，同样是新的经验……

橙红热闹的20世纪下半叶，在资本与技术的双重加持之下，人类经验的“贬值”

速度越来越快，本雅明所描述的现代性社会“症候”

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成为现代性沉疴，跟随人类进入了21世纪。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应用的普及，使得人人都成为潜在的媒体性节点，经验“贬值”

的速度已然是光速——这不是比喻，电磁波的传播速度等于光速——于是“无底洞”

成了“黑洞”

。八十六年前，本雅明喟然长叹除了天空中云的形状，一切都改变了，云下渺小、脆弱的人类，却在技术理性带来的强大幻觉中一路飞奔，不断逼近让·鲍德里亚所描述的那个“消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