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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观电影与召唤美学（第4页）

吕新雨的阶层论和知识分子论，在现场引起张献民先生的强烈反对。张献民认为导演的拍摄行为来自人的感情层面，并非来自自觉的阶层层面。这个争论略显混沌，在论坛录音整理完成后，我才逐渐明白了二人争论的思想脉络。张献民也许并不反对阶层这个词，他反对的似乎是对方使用这些词的背景。吕新雨后来更强调，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小川绅介是与中国农民革命有血缘联系的，“那属于左翼思想的复杂传统”

。在那篇著名的阐释王兵作品的《〈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里，她已经展示了这个方向，南京论坛之后她新提出的“纪录片的最高原则是正义”

又借用了西方左派罗尔斯的理论。这种把独立纪录片材料全数扔进某个派系概念和他国语言里的做法，对于纪录片文化的解读和建构，都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第一代独立导演的一些人以及后来的王兵等独立导演对吕新雨的某些反对，可能都与此思想方法相关。

在论坛上，我说，阶层的概念并非不可用，但要谨慎。每个人有每个

人的生存境遇，他的生理事实、他的经济身份、话语权力，都汇集到一起，形成每个人的立场和交往方式。独立导演之间是不一样的，他们每个作品所面对的对象也往往不同，从根本上而言，纪录片之伦理关系的两端主要不是建立在底层和上层之间，而是建立于镜头前和镜头后的具体互动里。历史可以参照，但我们不能被这个混沌的漩涡吸入，我们更应该强调这些作品与当下社会、个人之间互动的品质与有效性。

其实在吕新雨的对话里，基本把“底层”

看作一个没有自主能力的人。纪录片导演杨弋枢在现场针对吕新雨的观点发表了意见，她认为拍摄时，并非总是导演／知识分子控制着一切，有时候恰恰相反：“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在看。我觉得唐小雁坐在这里，我希望她也可以给我们另外的一个论述。我们在这里有点忽视了那一方，其实，她并不是一个被看者，同时她也在看。这个看和被看的关系，它是颠倒的，我们是在相互看。所有好的纪录片里面都有这样的抗衡关系。关于张献民老师或者吕老师对这方面的争论，我觉得吕新雨老师是一个很自信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身份非常确定的一个知识分子。”

郭力昕教授现场发言论及台湾纪录片的滥情主义，台湾的商业逻辑制造了纪录片里的一种

松软、温馨的叙事模式，而政治意志是缺乏的。他对于我阐述的静观电影的某些方面是认同的，他也觉得“静观电影”

产生不出行动的能量，“有些纪录片只能让大家一起掉入那个情绪里面哀伤一下，痛苦一下，沮丧一下……然后走向虚无”

。

郭教授也很坦诚地表达了观看季丹《危巢》的感受。此片表现了一个生活在垃圾堆里的家庭，姐弟三个为了生存权、教育权，与外部世界和命运做斗争，而这个家庭内部其实也有一个权力关系，父亲在最后表现出了巨大的专制。这个作品外观上看是一个静观电影的模式，因此，郭力昕困惑的是，面对这些家庭问题，导演的态度何在？她甚至觉得如果去访问这个家庭的成员，让他们谈出来自己的观点，就会形成一个明晰的问题。现在导演的处理似乎把父亲的权威正当化了，他不知道导演的道德位置在哪里。

其实我并不认为一定要介入，而电影的最后段落的设计，已经体现了导演的主动性和评价性，这是从美学意义上对静观模式的超越。但是这种电影的确难以激发直接的政治意志，正如郭力昕教授所说的那样。因此很多判断是交叉的。

三、“南京宣言”

与召唤美学

南京论坛结束后，讨论并未结束。首先几位纪录片导演在南京大学的墙壁上贴出了名为“萨满动物”

的标语，后来被称为“

南京宣言”

，旨在反对论坛的某些发言，他们要求评论家多看纪录片，反对僵硬的理论；认为评论家不能主宰历史，“反对评论家成为纪录片道德伦理的裁决者”

，“没有拿过机器的人没有资格指导别人创作”

；要慎用知识分子和底层上层的概念，不要擅自标榜知识分子身份。

纪录片导演鬼叔中也是参与者，他后来说：“这的确算不上什么宣言，只是我们往水潭里扔了几粒石子，代表冲动，顽皮，甚至草率，好玩而已。”

宣言派者有的在场，有的并不在场，当然有人在宣言上签字时并不了解现场学者究竟讲了什么，就在网络上欢呼“太棒了”

。撇开一些过于粗糙的说法，宣言的一些观点作为一般命题并非不成立，只是缺乏应有的针对性。反对意见究竟是指向哪个人的哪个观点？不明言解释，就是把学者们看作一个同质化的存在，这就跟他们反感学者过度使用阶层这个概念一样是盲目的。由于发言者多有教授头衔，很容易被看作体制内的“假想敌”

，但学者各有其思想背景和更微妙的身份状况，体制化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若看作一律，批判的有效性就不存在。

宣言之后也有一些网文零星出现，并有纸媒做后续报道，观点认为是吕新雨的观点激怒了众人。他们认为阶层观点其实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设计，是把自己置于一个更

高的层次上。关于吕新雨的阶层论，上文已有谈及，此不赘述。不过我认为，宣言后的情绪其实来自伦理问题的讨论。南京论坛学者发言和现场气氛使话题在伦理问题和阶层问题上停留了很久，但基本还是在学术层面上交流。（对于伦理问题，我在论坛前后都有涉及，并且之前曾撰写《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契约精神》一文，这也许让人不爽。）郭熙志教授在现场谈得也相对深入——他谈了一些私影像中摄像机的位置问题，他不认为越隐私越残酷，纪录片就越有成就，他觉得应该超越表象，追寻内心的事实。这些意见既针对别人，也针对自己，因为他正在进行私影像创作，这其实也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郭同时是一个优秀的导演。

对于伦理问题的讨论，可能会让导演有一种压迫感，创作时过多考虑伦理问题就如同戴了一个枷锁。他们的感受我可以理解，但伦理问题并非学术禁区，不能逃脱被讨论的命运。有的导演若反对会议上的观点，可以具体争论，但若以“宣言”

里那种通过质疑评论者资格的激进方式试图关闭这个议题，我不能同意。

同样，“真人（原型）奖”

的设计也许令人不快。“真人奖”

是让纪录片中的被拍摄者出来说话，这里也开启了一个维度，对于某些导演来说，可能会觉得自己对于素材的阐释权受到了

挑战。这其实是纪录片本体中的必然矛盾，这个必然的分裂其实是纪录片本体里有意味的存在。但原型真人并非一定拥有高于纪录片导演的阐释权，请他（她）来的最大智力挑战，其实是如何通过这一行动来深化探讨纪录片本体论。有感于中国纪录片介入社会现实的巨大能量，这个奖还可以增加被拍者在世界上的“存在感”

，从而促进对话、增进影响。

因此，在此后黎小锋组织的“海上论坛”

里，我提出以“关系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