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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渐显 20年独立纪录片的观察（第1页）

主体渐显：20年独立纪录片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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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独立纪录片是确切地从1990年开始产生的，到现在（2010年）恰好20年。这之前，很难考证出有独立的纪录片来。据说20世纪30、40年代就有私人拥有摄影机，也有过家庭电影的拍摄，但多停留在材料阶段。20世纪50到70年代，西方作者色彩的独立纪录片发展很快，中国则没有发展类似作品的空间。非独立、团体意志支配下的纪录片，是百年中国纪录片的主流。独立纪录片概念在1990年的出现，其实有一个历史的必然，因为直到那时，外在环境和内在领域——人的内部世界的发展，才给出了这样一个契机。

最近几年，独立纪录片可以称得上繁荣，每年能生产上百部具有研究价值的作品。这个繁荣是在没有基金支持、缺乏政策空间也没有商业前景的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社会景观与精神景观。

要方便地理解这个时代的脉络，可以对它做一下分期：1990年到1999年左右是第一期，1999年左右到现在是第二期，基本上是以DV作品的出现和普及为界限。对于DV的文化内涵，在新千年之初有过热烈的讨论，当时提出了丰富的议题，现在则少有提及。这不证明它不再重要，而是说人们已掠过了本体论探讨阶段，进入了一个深度

实践期。这十年间，纪录片丰收局面的生成，正是因为秉持着DV的便利——DV改变并拯救了中国独立纪录片。

为了方便言说，我们把从第一期开始工作的称为第一代独立纪录片人，后者则是第二代。但是两代之间，不存在巨大的沟壑。中国电影的代群文化发达，代际更替频繁，“文革”

后十余年间，就出现了全新的三代影人。而在第六代之后，迟迟分不出个第七代来，这是因为政治变化相对平缓，社会相对稳定了。而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也带来了私人资本的发展，私人资本发展后才有人身的相对自由，这是独立制作的首要社会条件。

我们对发端于1990年的独立纪录片的分期，其标准也不再是政治的逻辑，而是以一种技术为主要指标。当然，这并不是说技术是唯一的指标。以技术来划分，则纪录片的思想变化不再是极端的、剧烈的。因此要考察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历史变迁，难度是很大的，因为不再有那么斩截的界限。

本文是对20年来独立纪录片作品的发展变化，发表的一些观感。我认为这20年有一个“主体渐显”

的过程，作者在作品中的存在感逐渐地加强。这里的主体指的是主体性或者主体人。同时，我也认为这个变化需要放在中国百年启蒙的历史中进行观察。但本文并不着力于此，而意图解决一些更琐碎

的问题。

一、“新纪录运动”

概念再辨析：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遗留问题

对于20世纪90年代纪录片的学术整合，“新纪录运动”

一词很重要，它覆盖着1990年到1999年的中国纪录片。这个词来源于一次聚会——1991年底，在北京西单某公寓里，张元、吴文光、时间、蒋樾、郝志强、温普林、李晓山、段锦川等人聚在一起，准备“掀起一个什么运动，我们要和别人对着干，要和腐朽的电影人传统对着干”

。吴文光说，既然独立了，就不好再拿别人的钱。这个“新纪录运动”

强调制作的独立性，所谓“新纪录片”

，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纪录片”

的概念。

“西单聚会”

是一次信念的表达。它已被写进历史。但当事人后来认为这次聚会的意义被夸大了，要和体制对着干的想法也太幼稚，“独立不能以身处电视台内外来划定，独立主要体现在精神上”

。但“独立”

却是大家的共同追求。“新纪录运动”

后来得到吕新雨教授的系统阐释，她把独立筹资运作的纪录片与电视台栏目纪录片都划归到了此概念之下。她认为新纪录片同时在体制内外展开，其重要特点之一是“自下而上”

。在这样的阐述里，新纪录精神的核心部分，仍然是“独立”

。

“新纪录运动”

的范围包括两类，一是电视台体制外的作品，代表作有

：《流浪北京》（1990）、《我毕业了》（1992）、《神鹿啊，我们的神鹿》（1996）、《广场》（1994）、《彼岸》《八廓南街16号》《阴阳》（1995）……体制内的主要内容包括1993年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和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先后制作的栏目化纪录片，此后地方电视台蜂拥而起的类似定位的电视纪录片是它们的延伸。这部分作品数量众多。

可以看到，吕教授主要把“新纪录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