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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诛毛文龙辨析武汉大学关文发（第2页）

[9]等明旨，袁崇焕在款议中均-一加以贯彻。这些情况，在《东华录》等史籍中都有反映，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现袁崇焕与后金之间另外还有什么密书、密约，更无所谓以杀文龙作为讲款、还辽的条件。如果有的话，在明亡之后当会公诸于世，就象公开皇太极设间的秘密、及其后公开《毛文龙书简》一样。同时，乾隆帝对于自己祖宗的历史，当然不会毫无所知，他也不致于糊涂到把“通敌”

之臣树作忠于职守的标兵，出了“袁崇焕督师蓟辽，尚能忠于所事，而其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1o]的上谕。由此可见，所谓以杀毛文龙作为讲款条件的说法，只不过是以袁崇焕“私通后金”

为前提的，是这一罪名的追索和引申，当时主此说者，有出自阉党的诬陷，也有误信失实之传闻，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此事之属于虚乌有，是不言自明的。

第三，袁崇焕之仪款是有原则的，即以有利于明朝的战守大局为出点，它和那种丧权辱国的屈膝投降有着本质的区别，两者绝不应混为一谈。如天启六年八月，袁崇焕曾藉努尔哈赤去世之机，遣李喇嘛等前往吊丧，并申款议，诸史对此多持非议，但考诸事实，袁崇焕遣使的目的却是很清楚的：“往侦其虚实，一也；因离间其诸子及种人上下，二也；且谕其毋仍前作难，束手归命，三也。”

[11]证诸于清人记载，蒋氏《东华录》说是“因窥我情形；”

[12]魏源《圣武记》则说是“将觇我虚实，”

[13]这说明袁氏之遣使，是从属于进一步巩固宁锦战守的。再证诸于双方往来书简，袁书除提到：“知汗之渐渐恭顺****，而息兵戈”

等语外，还明确地提出了“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民男妇作何送还”

[14]的要求；皇太极在回书中则指责崇焕要求退地还民，是“不愿讲和，有意激我之怒。”

[15]可见袁崇焕从议款开始，即坚持有利于我的原则，并无任何出格之举。

第四，袁崇焕之议款，只是他实现战守大计的辅助手段。在他的复辽战略中，战、守、和三者的地位不是平列的，它们之间的主从关系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所谓崇焕“专主款”

之说，显然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其实，袁崇焕的复辽战略，是从实际情况出的，在此之前，明之东北战事连遭败绩，辽沈俱陷，锦州、大小凌河四十余城尽降，就关外局势而言，可说是“敌强我弱”

，当时挽救危局的关键在于“守而后战”

、“以守促战”

。袁崇焕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能认清严峻的形势，面对现实，从战略上正确处理战、守、和的关系。天启二年，他在出关赴任前夕，曾会见“听勘在都”

的熊廷弼，“廷弼问操何策以往，曰：主守而后战。廷弼跃然喜。”

[16]其后，他在《辽事治标治本疏》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彼之远来，利战，能战之兵，又利得战。臣只一味死守，令至无得而与我战，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与图之”

，“盖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月计不足，岁计有余。战则不足，守则有余；夺既有余，战无不足。不必侈言恢复，而辽无不复；不必急言平敌，而敌无不平，即以下手之日为结局之日可也。”

[17]宁锦先后大捷的事实证明，袁崇焕的“守而后战”

是正确的、成功的。对此，后金也不得不承认：“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18]至于战守之外再加上议款，用崇焕的话来说，就是“敌以款愚我，我亦以款愚之也”

，“款之为言缓也，所以缓彼而急我也”

[19]象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之修筑，就是一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

[2o]难怪皇太极复书诘责说：“尔口言修好，乃哨卒入我境，收纳逃亡，修葺城堡，是尔言之不由中也。”

[21]这种议款既有利于我，何乐不为，又何罪之有？！

第五，诸史曾指责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

，只不过是“聊慰上意”

的、毫无把握的诺言，最后不得不为讲款而擅杀毛文龙。但从上面提到的情况看，袁崇焕对于辽事是心中有数的，他前后两次出关，都是按既定方略埋头苦干，即使是在诸多掣肘的情况下，仍然干出了越来越显著的成效。程本直在《漩声纪》中有一段话说得好：“崇焕自任复辽者五年也。戊辰之秋，己巳之冬，仅期也。……复辽而必以兵与马也，辽之兵业何如兵，辽之马业何如马也，即敌之避辽而趋蓟也，复避蓟而趋京也。敌之畏辽之兵之马也，昭然也。浸假而进乎五年也，其兵其马当复何如也。……崇焕不必若是其亟亟也”

。梁启也曾评论说：“使督师能久其位而行其志，其成就亦安止此。”

[22]我认为这些分析与评论是中肯的。所谓袁崇焕为讲款而擅杀大帅的说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因而是经不起推敲的。

二、关于毛文龙的“抗清”

有些学者之所以对袁崇焕斩帅持否定的态度，无非是说毛文龙开辟东江、牵制后金有功。下面，仅就这两点作些辨析。

天启元年八月，毛文龙乘虚袭据东江，这对抗清是利是弊？当时就很有争议。辽抚王化贞、本兵张鹤鸣对此诩为奇功，大事张扬；而辽东经略熊廷弼则认为：“三方兵力未集，文龙之太早，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