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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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第1页）

中篇

杨毅：2005年至2007年，您到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进行挂职，任县委常委、副县长，后来陆续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文学期刊发表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中短篇小说，并集结成书出版，由此可见这段经历对您产生的重大影响。请您谈谈挂职经历对您产生的影响，特别是给您创作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改变。

邵丽：这一个时期的创作，对我来说其实是蛮重要的。在此之前，我的创作已经有了一个转型，也就是从小情感叙事转入社会意识和现实融入，甚至有书商做广告称为“官场小说”

。但我始终认为我写的不是“官场小说”

。官场不是一个独立的场，它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实无异于任何一个“场”

。官员也不另类，他们都是普通人。我刚工作就进入机关，我所能直接接触到的都属于官员那类人。当时从上到下活跃着的都是恢复高考制度的“新三届”

毕业生，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那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时期，那些从农村通过高考进入城市的官员的生活和婚姻千奇百怪。我能近距离接触到他们，听到他们，看到他们。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写的就是那个时期的人和故事，几乎每一个读者都能从作品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时不时地会有人问你写的是我吗？评论家亦会问有原型吗？我想了很久才清楚，那作品里的人物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代人。机关公务人员是我所熟悉的，他们就成了我作品的主人公。我的写作是把他们从所谓的“官场”

里拉出来，进入普通的生活，看他们怎么恋爱、读书、跟老婆孩子怄气……我从来不曾从政治或者官员角度解读过官场，我非常抵触那样的写作。

挂职之后的转型对于我来说则更彻底，因为身处其中。此前我竟一厢情愿地以为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个水平面。但城乡看起来只有几十里路的距离，差距却如此之大。上面说过，我的父母都是地方官员，成长环境算得上优渥。小城市的中上阶层，与中国社会的底层，虽然相隔不远，但对农村农民的生活我几乎一点都不了解。挂职时才真正了解，那些基层干部的工作困难程度，几乎是举步维艰。他们拿着很少的一点工资，管理几万、十几万人的一个乡级政府，一年的办公经费才几万元，但是还要维护着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这就是底层，这个底层跟上层确实很隔。我说的上层并不是单指顶层而言，它包括一些位阶比底层高的人，算是中层吧，其中也包括我们。“我们”

往往用俯视的眼光看“他们”

，好像他们是异类，总是觉得基层干部天天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老百姓不堪重负，苦不堪言。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的基层干部很苦，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国社会的大部分压力都在基层，如果没有他们扛着，什么社会稳定啊、经济发展啊、制度改革啊，甚至对外开放，都是一句空话。我在小说《人民政府爱人民》和《挂职笔记》里多有涉及，但也仅仅是很小的一个侧面而已。

底层社会的确有很多很多不合理的东西，比如像《刘万福案件》和《第四十圈》里所写到的。这些不合理，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且具有普遍性。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就不简简单单是好坏和善恶的问题了。你比如，一个刚刚拿了人家好处、放走一个违法人员的派出所所长，可能转身就会为了保护群众免受罪犯的袭击，赤手空拳地与手持利刃的匪徒搏斗。“复杂中国”

不是妄言，确实底层的情况是真够复杂的。把这些东西细细梳理清楚，是非常有用处的。不管是社会治理还是制度建设、文化建设，都有用。所以我觉得挂职对我的写作触动很大，帮助也很大，让我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的乡土社会。

杨毅：这些作品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评论家认为您的“挂职系列”

小说实现了创作上的转型，即从对女性心理、家庭和婚姻等层面的关注，向着社会现实更广阔更复杂的问题开掘。读您的“挂职系列”

小说，我感受最深的是对官场生态细致入微、真实生动又不乏反思力度的深刻描写。您对官场生态的描写颠覆了大多数作家对官场权谋化或腹黑化的单一想象。尤其是如您以上所言，官场不是一个独立的“场”

，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如何看待写作中的转型？

邵丽：是的，权谋化或腹黑化在官场有没有？肯定有，但它只是表现在官场吗？小到家庭，大到社会，这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吗？所谓“东方智慧”

，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这些东西。从文明社会的发展路径来看，这些东西肯定是糟粕，是会被社会发展洪流所涤荡的，但它确确实实又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发展。所以，如果仅仅认为权谋化或腹黑化只存在于官场，这是一叶障目，也是非常有害的。没有任何官场和社会场是隔离的，也没有所谓统一的官场。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官场。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不是其他。所以它不是一个制度或者机制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如果我们站在文化和文明建设的高度看待这个问题，很容易找到它的病灶。

至于写作中的转型，我觉得很多作家都会遇到，毕竟客观世界对主观世界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但如果我们主动地、深入细致地去融入或者拥抱这种转型，效果应该是不一样的，至少这种经验于我如此。一个作家一生中可能有很多次转型，这与年龄、阅历、社会环境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就我的转型而言，成功与否真的还不能过早下结论，我常常对更年轻的作家们说，创作永远在路上，未来的旅程是未知的，想要有所作为就要不断地跨越，用敏锐的思想创新下一部作品。从眼前的角度看，可能是成功了，作品受欢迎的程度超过了我的想象。但从艺术的角度看，还有待完善和提高，我自己仍然觉得不是很满意。

杨毅：“挂职系列”

小说源自您对基层社会生活的深切体验和洞察，甚至大多来自真人真事。这种扎实体验生活而后转化为文学资源的做法令人敬佩，使之与那些单纯依靠想象完成的作品有着截然不同的质地。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环境都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没有沦为观念化或符号化的“纸片人”

。我想，这既和您挂职锻炼深入基层的经历密不可分，又和您一向秉持的现实主义密切相关。您如何看待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如何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

邵丽：“挂职系列”

小说确实大部分来自真人真事，令我着迷和震撼的也是这个。我的作品都是来自跟基层干部的聊天或者亲身感触。基层干部的语言很鲜活，故事也很有张力，尤其是基层智慧，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通透，甚至更多时候是肢体语言，真的丰富了我的写作。一个看起来油头滑脑的基层干部，或者木头木脑的农民，当你近距离跟他们相处或者聊天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他有很多闪光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你苦苦追寻而不得的。那种面对困境的智慧、韧劲和达观，是你坐在书斋里怎么都想象不出来的。你觉得你比他们有文化，比他们高明。因为你能欣赏“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