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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交界地带的另类母亲（第2页）

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中，人们对女性的要求基于基本的母性认同，女性的自我认知也只能与之相适应而非背离。在泛政治化的年代，政治话语与伦理话语合谋，又将母性推到相当极端的程度。于是文学中，特别是男性中心主义叙事文本中，层出不穷出现含辛茹苦、勤劳勇敢的奉献加牺牲型的母亲形象，乃至公而忘私的英雄母亲形象。可是，难道真的每个女性都必须有母性？母性又真的一定要指向受难、牺牲、压抑自我？这种被推崇的价值观究竟是女性的自愿，还是男权的需求？在新时期文学当中，已然有过对母性的批判和女性的自我觉醒、自我解放，不过大多发生在城市女性、高知女性群体中，农村母亲形象依然保守、陈旧。

作家邵丽在自身的写作中不乏女性的立场和姿态，她从女性自身的心灵成长出发，敢于剥离附着在女性身上的性别身份枷锁，也勇于给被过于“圣母化”

的母亲卸下光环。《风中的母亲》中“我妈”

形象塑造的超越之处在于，她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她因随性散漫、无所信仰而躲避了传统伦理（以及“主啊佛啊”

）对女性的规训；她始终为自己而活，不理会他人的评价标准；她用自己的方式养儿育女，不管是对还是错。她在无意间实践着女性的自由，她是一个自然状态的母亲，一个随心所欲的母亲，一个游离于男权规范之外的边缘化的母亲。

自然，另类母亲的诞生无法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农村的现代化、城镇化进程是小说中隐含的现实背景，除了女性主义因素使然，不如说对“我妈”

的评价改变更来自历史语境的变化。另类的“我妈”

在现实中能够生存下去，不恰恰正因为农村越来越不像传统的农村了吗？小说中明确指出，如今的农村已经不“地道”

了，“没有年轻人，没有孩子，也没有猪牛羊”

，“男人不再热衷于种地，也不再热爱土地，他们宁可到城里做一些又脏又累的活儿”

，“女人也不再做针线，她们到集市上购买衣服和鞋袜，又省力又好看，比自己做的还划算”

。“城与乡”

是邵丽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由于长期基层挂职的经历，她对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有着特殊的思考。在2019年的一篇访谈文章中，批评家张莉说，虽然邵丽的小说“更多关注的是‘女性的困惑、惆怅、苦闷以及无可名状的躁动不安’，但作品中却没有女作家难以避免的明显悲喜或过度自怜自抑，而是理性和适度”

。在同一访谈中，邵丽自己也说：“我始终不认为城市带给乡村，或者说现代文明给乡村带来的更多的是负面影响。城市淹没或者代替农村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果说有负面影响，那也是因为城市化或者现代化不够彻底，不够深入。”

如果说在《明惠的圣诞》中，写得比较多的是城乡差异带来的身份焦虑，那么到了《风中的母亲》中，城乡的差异已然模糊，落差也不再巨大，“我妈”

早已不再对城市有那么强烈的向往。农村现代化给了“我妈”

这样的农村人以生存的土壤，她享受着新农村建设带来的生活便利和文化福利（吃馆子和跳广场舞），也接受着子女辈的经济反哺（喻示着发展起来的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换句话说，她是被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的农村母亲，特殊的历史条件成全了她，也宽容了她，她就像一朵栽种在城乡边界地带的美丽野花，天生地养，自由自在，独自绽放。正如小说中副县长评价的：“村里妇女要是都像你这样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跳跳舞，唱唱歌，新农村建设可不就有新内涵、新发展、新气象了嘛。”

——这个除了跳舞、打牌其他什么都不会的“我妈”

，俨然成了新农村建设的代表人物！

世界上的母亲有千种万种，无论哪种母亲，都配拥有姓名。在看过了太多“苦菜花”

式的农村母亲形象后，感谢作家邵丽用别样的书写，奉献出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特征的鲜活的形象，一个既另类又可爱的“风中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