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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8章 携民渡江三千载谁是英雄（第3页）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上述情况均不属实。现实情况是，商人和地主，既有剥削佃农长工的一面，也有仁慈的一面。

如果我们敢于直面乃至承认这一事实，我们便很容易想到出路。那便是既不完全唯物，也不完全唯心，而是物质与人心兼而有之的去看待、分析、乃至于解决问题。

既承认物质的影响，也承认人性的威力。在对待商人和地主时，一面要采取措施，在物质上，保障佃农与长工的基本权利。一面要用道德引导，在心灵上，鼓励富人去接济穷人，善待穷人。而不是一棒子将他们打倒。同样的，在对待统治者时，一面要用道义引导，在心灵上，鼓励统治者廉洁奉公，善待百姓。一面要采取措施，在物质上，既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真正的监督机制，对权力进行适度的、能够惩戒其做恶却又不阻碍其行善的、制约而又不掣肘的监督，还应建立起对统治者合法的、高额的、过富豪的财富封赏机制。

古人云，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任何人，当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后，都不能接受在自己的权力之下，有人比自己更富有。除非他是圣人，而圣人凤毛麟角。

而如果在一个地方，统治者能够容忍，有人比自己更富有。那并不能证明道德的高尚，而只能说明，在这个地方，金钱已凌驾于权力之上，成为无冕之王。统治者只能望钱兴叹，听凭摆布，成为一具傀儡。

金钱和权力，是自人类诞生以来，伴随到人类灭亡，人类所有祸患的总根源。犹如两头猛兽，必须囚以牢笼。无论放出哪一头，都是灭顶之灾。而人类又往往顾此失彼，按下葫芦浮起瓢。

如果权、钱两放，既不制约权力，也不制约金钱。那便是官府与豪绅，一起欺压百姓，惨绝人寰，断无生路。如果制约权力、放开金钱，那么随着金钱势力日积月累、越滚越大，而权力却频繁更替、无力威慑，最终金钱必将凌驾于权力之上，干涉权力，操控权力，成为无冕之王。如果制约金钱、放开权力，那么不受制约的权力，最终也会成为脱缰野马，肆意妄为，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

唯有将权力与金钱同时装进笼子，对权力和金钱同时进行制约。既不使金钱凌驾于权力之上，暗中操纵国家。亦不使权力肆意妄为，无所顾忌。如此，方能使百姓痛苦稍减，活的幸福些。当然，想要完全的幸福，是不切实际的，这是人性使然。只要人还是人，不是圣人，就一定有私心。所谓制约，只是使其私心稍减，绝不可能完全剔除。

这些言语很不够理想主义，但却是血淋淋的现实。每一次忽略人性的理想主义运动，都以百万千万的人头落地而惨淡收场。反者，道之动也。如果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子，那只会毁掉世上所有的珍珠。

朱元璋的父亲死后，地主刘德不肯帮他埋葬，却有另一位地主刘继祖，心生怜悯给了他一块土地葬亲，可见地主也会有良心。事实并不像唯物观点所认为的那般。物质规律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并不是世界的全部，也不能够用它解释所有的事情。实际上，正如一个完整的人，是由肉体和灵魂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也是由物质和精神共同组成。经济基础能够影响而不是决定上层政治。历史的展存在必然和偶然的双重轨迹。生产力能够促进但却不能直接改变生产关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物质展与精神提升存在一定联系，但并非完全捆绑。即使小麦亩产三千斤，即使广厦千万尽闲置，世界上依然会有人挨饿，有人受冻。物质可能是先决条件，但精神或许才是最终因素。很多问题原来以为是因为穷，后来现是因为坏。很多时候百姓天真的以为统治者是蠢到受了蒙蔽，后来现是失了良心。明朝的灭亡，既不是因为冰河，也不是因为白银。其根本原因，与历代王朝一样，都是因为，不把百姓当人。统治者不把百姓当人，百姓自然也不拥护他们，自然盼望他们倒台，并最终忍无可忍，亲手推他们倒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水能载舟，自然亦能覆舟。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公理，是亘古不变的天道。任何统治者，如果不把百姓当人，无论费尽多少心机，设计多少套路，偷换多少概念，都不免败亡终局。因为公道自在人心，天道永世不易。人心不可弃，苍天不可欺。

事实上，朱元璋做了皇帝，并没有扛着锄头去上朝，也没有保持他的贫民本色。他把锄头丢的远远的，而且希望朱家的子孙，永远不要再碰锄头。

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很生孟子的气。因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怎么能行呢？简直大逆不道！他做放牛娃那会儿，自然应该民为贵，可现在他是皇帝了，当然君为贵！这话必须改！

可孟子早已作古，而且就算还活着，也只会痛骂他一顿，说不定还要打一架。因为孟子也习武，能拉三石弓，然而字却是一个也不会改。朱元璋拿孟子没办法，只好把他迁出文庙来撒气。

孔子曾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还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世的儒生们，把他曲解为君恒为君，臣恒为臣，拓展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者恒有无限之权，而臣民唯具无限之责。权利和义务如此不对等，岂能谓之公平？

然而孟子是有良知的，他不这么解释。孟子的解释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贼。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仇寇。孟子指出了权利和义务要对等，他这三句话，说的是一件事，“公平”

，“公平”

，还是他么的“公平”

。

朱元璋读到这些话，勃然大怒，曰：“倘此老在今日，岂可免我一刀。”

朱元璋对贪官很严厉，可却不是为了百姓。在他眼里，国库是他家的，贪官抢他家的钱，与造反何异，所以必须杀掉。

他的七世孙嘉靖皇帝，对着贪污账目大雷霆：“朕的钱！他们分两百万，朕分一百万，还要朕感谢他们吗？！”

嘉靖很忍让了，换做他的七世祖朱元璋，官员敢贪他的钱，当众斩都不够，还要剥皮楦草，方解心头之恨。

在朱元璋手里，天下真的只成了他一家的私产。以前的那些朝代，统治者们也贪，也不少花国库的钱，但总归还有军功集团、世家集团、文人集团等其他势力，与皇权进行博弈，事情还没这么糟。

但从朱元璋开始，事情完全变了。厉行一君独治，设内阁如仆役，视百官如仇寇。说打就打，想杀便杀。授权柄于宦官，以家奴治天下。大明两京一十三省，视同朱姓一家之私产。

朱元璋幼年时，给地主刘德放牛，刘德欺压佃户还克扣工钱。等朱元璋得了天下，他摇身一变成了天下的地主，照样是欺压佃户克扣工钱。

当这位凤阳县的农民做了皇帝之后，他未封功臣，先封诸子，世勋世禄，养尊处优，不必劳作，永食皇粮。没过多久，朱家子孙近百万，藩王之用半天下。河南的田土，一半归属藩王。明末起义军，每到一地，必先杀藩王。

朱元璋给大臣们定下了最低的俸禄，和最严苛的纪律。却给儿孙们定下了最高的待遇，和最宽松的法度。

在他眼里，朱家成了天下的地主。百姓是他家佃农，为他家种地。百官是他家长工，为他家牧牛。而他和当年的刘德一样，自然也要克扣工钱。

朱元璋晚年衣锦还乡，见到地主刘德，对他说：尔之所为，亦恒情耳，不必问。不仅没杀刘德，还赏了他二十顷良田，可见他与刘德，已然惺惺相惜。

否则这个屠尽了功臣的人，为何反倒饶过刘德呢？否则这二十顷良田，为何不赏给佃农，反倒赏给刘德呢？

所谓恒情耳，翻译过来便是：世道向来如此，换我当了地主，其实和你一样。

在朱元璋以前的南宋时期，便有一位词人写下了：“六朝何事？只为门户私计”

。和朱元璋这句“尔之所为，亦恒情耳，不必问”

，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千百年来，人性一直都未变。它就在那里，只看你敢不敢直视，肯不肯承认。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诚哉斯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