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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与英国文学的关系（第4页）

小说的观点有欠周详，但她所谓《名利场》是“没有英雄的小说”

和“没有主角的小说”

相统一的看法，却是卓见。所谓没有主角，并不是没有主要人物，而是不以一个主角为中心，《名利场》里的爱米丽亚和利蓓加就是正反相衬的两个主要人物，以她们相交织、相对照的故事为主轴，展现出英国19世纪社会的众生相。杨绛概括指出，“萨克雷用许许多多真实的细节，具体描摹出一个社会的横切面和一个时代的片断，在那时候只有法国的斯汤达和巴尔扎克用过这种笔法，英国小说史上他还是个草创者”

杨绛：《论萨克雷〈名利场〉》，《杨绛文集》第4卷，第235页。。

杨绛关于《名利场》的上述评论写于1959年杨绛：《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杨绛文集》第8卷，第389页。，她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发表于20多年之后。对照杨绛对《名利场》的评论和《洗澡》的创作理念、结构模式和表现手法，明显可以看到萨克雷对杨绛的小说艺术的影响。

杨绛在《洗澡》前言中介绍该小说的结构特点和人物性质说：

《洗澡》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它借一个政治运动作背景，描写那个时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杨绛：《洗澡·前言》，《洗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1页。

又在《洗澡之后》的前言中补充说明道：

我当初曾声明：故事是无中生有，纯属虚构，但人物和情节却活生生地好像真有其事。姚宓和许彦成是读者喜爱的角色，就成为书中主角。既有主角，就改变了原作的性质。原作是写知识分子改造思想；那群知识分子，谁是主角呀？杨绛：《洗澡之后·前言》，《洗澡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2页。

从杨绛的自述可见，她本来是要写一部既没有主角也没有英雄的小说，事实上，这部小说的确不是由一个主角贯连全部，也不是以一个主角为中心，而且，小说中的人物如杨绛所言，的确是一群需要“洗练”

自己的知识分子，余楠、施妮娜这类不学无术的小丑就不用说了，傅今、朱千里这类卓有学识的学者也是洋相频出，就算是姚宓、许彦成、罗厚这几个相对正面的形象也未在不公不义前表现出不凡的勇气，而是更多地拘执于私情私谊，因此，《洗澡》这部小说从叙事模式上来看，正是萨克雷式的非英雄化叙事。不过，在这部表现知识分子群像的小说中，姚宓、许彦成的婚外情无疑是一条若隐若现的主线，杨绛作为叙事者对这两人也倾注了更多的同情，这就影响到了读者的观感，因此出现了杨绛所谓读者出于喜爱而将这两人看成主角的情况。杨绛进而指出，读者自设主角的阅读反应“改变了原作的性质”

。这是文学接受中很有趣的读者反应改变作者意图的现象。但从客观结构来看，这部小说仍然是一部“非英雄”

小说。

此外，《洗澡》与《名利场》的相似性还表现在均通过选取“一个社会的横切面和一个时代的片断”

来反映现实、反思人性。诚如杨绛所言，《洗澡》这部小说是“借一个政治运动作背景，描写那个时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

，这与萨克雷的《名利场》以拿破仑统治法国时期的欧洲战争冲突为背景，刻画英国社会形形色色的中等阶级的叙事模式大体一致，二者都不是“史诗性的结构”

，也都不是《巴黎圣母院》式的表现各阶层差异和复杂关系的全景描写。杨绛在评论《名利场》里的人物时说，他们是“沉浮在时代浪潮里的一群小人物，像破产的赛特笠，发财的奥斯本，战死的乔治等；甚至像利蓓加，尽管她不肯向环境屈服，但又始终没有克服她的环境。他们的悲苦的命运不是悲剧，只是人生的讽刺”

杨绛：《论萨克雷〈名利场〉》，《杨绛文集》第4卷，第225页。。其实，杨绛笔下的人物也多是沉浮在时代浪潮里的小人物，不仅是《洗澡》里的人物，也包括《“大笑话”

》《“玉人”

》《事业》等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短篇小说中的陈倩、郝志杰、陈倚云等人，他们都有点像利蓓加，都不肯向环境屈服，但又始终没有克服所在的环境，他们的故事，不是凄惨的悲剧，只是“人生的讽刺”

，令读者在轻松一笑的背后洞见人的不完美和现实世界的吊诡。三捍卫“前现代小说”

的价值：杨绛与奥斯丁

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李维斯（F.R.Leavis）在1948年出版的《伟大的传统》（TheGreatTradition）一书序言中称：“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是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D.H.劳伦斯。”

F.R.Leavis，TheGreatTradition:aStudyoftheEnglishNovel，NewYork.:Doubleday，1954，p.9.李维斯所说的伟大传统的精神实质，类似于中国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所提倡的人文关怀、道德关怀，他将奥斯丁列为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缔造者的首位，不仅仅是对其文学造诣的肯定，也是对其小说所蕴含的人文情怀的表彰。

奥斯丁出生于英格兰南部汉普郡，其父是学问渊博的牧师，其母是乡绅之女，文化修养颇高。奥斯丁虽然没有进过正规学校，但儒雅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氛围既培育了她的知识女性的不俗气质，也培养了她写作的兴趣。与奥斯丁相似，杨绛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杨荫杭是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时事评论家，学术文化气息浓厚的家庭氛围也同样培育了杨绛的不俗气质和写作兴趣。更重要的是，这两位生活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中英女作家均有洞悉世态人情的智慧和眼光，也都有恬淡幽默的心性与温厚的仁爱精神。正是这种内在的契合，使得杨绛格外推崇奥斯丁对于杨绛与奥斯丁的契合，学界已有探讨，如许江《福尔摩斯与奥斯丁——重读杨绛的小说》（《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等论文。笔者主要着眼于杨绛对“前现代小说”

价值的辩护。。前文指出，杨绛是因为对改革开放初期“人们都写文章赞扬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Brontё）的《简·爱》，同时批评奥斯丁”

感到“不服气”

，才发力撰写了可以称之为“为奥斯丁一辩”

的长文——《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这篇重要论文既是对奥斯丁小说艺术的辩护，也是杨绛本人的小说艺术宣言，并且是“前现代小说”

守护者对于伍尔夫所代表的“现代小说”

观的一份掷地有声的美学檄文。

杨绛在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议论一部作品“有什么好”

，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或是认真探索这部作品有什么好，或相当干脆的否定，就是说，没什么好。两个说法都是要追问好在哪里。这里要讲的是英国19世纪初期的一部小说《傲慢与偏见》。女作者珍妮·奥斯丁是西洋小说史上不容忽视的大家，近年来越发受到重视。爱好她的读者，要研究她的作品有什么好；不能欣赏她的人，也常要追问她的作品有什么好。……本文就是要借一部国内读者比较熟悉的西洋小说，探索些方法，试图品尝或鉴定一部小说有什么好。杨绛：《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三联书店，1986，第51—52页。

这段开场白有两个要点：一是文学批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鉴定一部作品的好坏，但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必须指出有什么好或有什么不好；二是对于《傲慢与偏见》的评价存在分歧，有人爱好它，有人不能欣赏它，杨绛在注释中特地说明，同样被李维斯列入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康拉德就曾质疑奥斯丁“有什么好”

（Whatisthereinher?）杨绛：《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关于小说》，第52页。。因此，她对奥斯丁的赞赏也是对康拉德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