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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与英国文学的关系（第1页）

杨绛与英国文学的关系

——以小说艺术的对话为中心

作为作家，杨绛受到了从弥尔顿（Milton）的诗歌直至柯南道尔（Doyle）的侦探故事等英国文学的影响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三联书店，2008，第108—110页。；作为学者，杨绛对英国文学有一定的研究，她对菲尔丁（Fielding）、萨克雷（Thackeray）、奥斯丁（Austen）等18世纪、19世纪英国小说家的评论，是其文论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翻译家，杨绛翻译过《一九三九以来英国散文作品》（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及一些英文诗文，最著者为译自19世纪英国诗人蓝德（Landor）的《我和谁都不争》（IStrovewithNone）。此外，1935年9月至1937年8月，她曾随获庚款资助出国留学的钱锺书于牛津大学自学两年，系统阅读了乔叟（Chaucer）以降的英国经典文学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106页。。因此，无论从杨绛研究的角度，还是从中西文学关系史的角度，杨绛与英国文学的关系都是一个重要问题。

2006年3月，杨绛接受《文汇读书周报》的电话采访，扼要介绍了她和英国文学的渊源，是非常珍贵的原始材料，但未引起足够重视2006年后发表的几篇触及杨绛与英国文学关系的代表性论文如许江《福尔摩斯与奥斯丁——重读杨绛的小说》（《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于慈江《取法经典阅世启智——杨绛的小说写作观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期），均未提及此次电话采访的内容。。这篇简短的访谈录有三个要点：一是说明了学习、研究英国文学的经历。杨绛指出，她在牛津大学虽不是正式学生，但作为“补课”

，她跟着钱锺书读了很多英国文学作品，回国后继续阅读，包括向藏书甚富的邵洵美借阅。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她研究英国作家菲尔丁、萨克雷，是因为有研究项目。评论奥斯丁的小说艺术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那个时候人们都写文章赞扬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Brontё）的《简·爱》，同时批评奥斯丁，杨绛感到不服气，因而撰文阐述奥斯丁到底“有什么好”

毕冰宾：《杨绛：撤消一次采访的理由》，《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3月31日。。二是说明了她对英国作家的好恶。杨绛表示，她“很喜欢”

艾略特（GeEliot）、奥斯丁，后者论思想性不如艾略特有分量，但文笔轻灵、活泼，塑造人物鲜活，令人过目不忘，相比之下她“不喜欢”

夏洛蒂·勃朗特，因为《简·爱》不是纯粹的创作，有大量个人的影子在其中同上。。三是点明了她的小说艺术观，杨绛强调，“好小说一定得塑造鲜明的人物，一定要有生动的情节”

，而且最好不要有作者的影子。同上。

杨绛的自述对系统探究她和英国文学的双向关系——她对英国文学的研读评论，英国文学对她的创作尤其是小说艺术的影响——是重要指南。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迄今为止，在杨绛小说艺术研究或杨绛与英国文学关系研究这两个方面，主要的论著为于慈江《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主要论文有：龚刚《“中年危机”

叙事的早期范本——杨绛、白先勇同名小说〈小阳春〉比较分析》（《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4期）；梅珠迪《杨绛小说中的自欺与自知》（收入雷勤风主编《中国的文学世界主义者：钱锺书、杨绛和文学世界》，荷兰博睿出版公司，2015）；许江《福尔摩斯与奥斯丁——重读杨绛的小说》（《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于慈江《取法经典阅世启智——杨绛的小说写作观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期）；徐岱《大智慧与小文本：论杨绛的小说艺术》（《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白草《杨绛的小说理论》（《朔方》，2001年第1期）；林筱芳《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等。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杰西（JesseL.Field）在其完成于2012年的博士学位论文《描写中国的生活：杨绛个案》中指出，“中国之外的学者对杨绛的作品关注不足”

。事实上，在海外较有影响的杨绛作品是《干校六记》，《纽约时报》（2016年5月26日）在杨绛逝世后所作报道《杨绛逝于104岁》一文中，重点提到的作品仅有《干校六记》；早在1984年11月25日，该报就已刊出署名文章介绍《干校六记》（作者为JudithShapiro）。概而言之，相对海外反响的较为冷清，国内学者的杨绛研究成果已相当丰硕，但是，目前尚无系统考察杨绛与英国文学的核心关联并揭示杨绛“前现代”

小说美学立场的专论。，着重探讨杨绛对菲尔丁“滑稽史诗”

理论的阐发，萨克雷的非英雄化叙事模式对杨绛的影响，杨绛与奥斯丁的内在契合，以及杨绛对注重故事性及人物情节的生动逼真的“前现代小说”

的辩护，以阐明杨绛与英国文学的核心关联及其小说艺术观的本质。一杨绛对菲尔丁“滑稽史诗”

理论的阐发

菲尔丁是英国18世纪卓具影响力的小说家、戏剧家，他在英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英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的文论名著《文学理论概论》（LiteraryTheory：AnIntrodu）第一章《英文的兴起》（TheRiseofEnglish）首先介绍了英国18世纪的文学概念（theceptofliterature），他提到的第一个代表性作家就是菲尔丁，伊格尔顿指出：

在18世纪的英国，文学这一概念不同于今天所谓“创造性”

或“想象性”

写作。它涵盖了社会生活范围内所有受到重视的写作形式：哲学、史学、散文、书信，当然包括诗歌。……文学不是“主观体验”

“个人反应”

或“独到想象”

，这些对我们当代人来说与文学这个概念密切相关的要素，并不是亨利·菲尔丁所格外重视的。TerryEagleton，LiteraryTheory：AnIntrodu（SedEdition），Minneapolis:TheUyofMiaPress，1998，pp.15—16.

的确，菲尔丁是一个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意义和批判教育功能的作家，他推崇史诗般的纪实和喜剧般的讽刺，所以在现实主义文论领域受到广泛重视，萧乾于1984年出版的《菲尔丁——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人》即是中国学界从现实主义角度高度肯定菲尔丁文学史地位的代表作。菲尔丁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是在五四时期。1920年，正在美国留学的吴宓发表《红楼梦新谈》，引用哈佛大学菲尔丁研究学者G.H.麦格纳迪尔在《汤姆·琼斯》导言中提出的小说杰作的六大特点来评论《红楼梦》：宗旨正大、范围宽广、结构严谨、事实繁多、情景逼真和人物生动吴宓：《红楼梦新谈》，《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306页。。此文令国人初步了解了菲尔丁。1954年适逢菲尔丁逝世两百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把他定为当年纪念的四大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当时的苏联学术界对菲尔丁评价很高，甚至发行了菲尔丁纪念邮票。受苏联影响，我国也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10月27日，在北京青年宫举行了纪念大会，老舍主持大会，郑振铎作了“纪念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菲尔丁”

的主题报告。当时我国仅有的两家全国性文学杂志都发表了译文和纪念文章。《人民文学》1954年第6期刊登了潘家洵译的《汤姆·琼斯》第三卷和萧乾的读书札记《关于亨利·菲尔丁》;《译文》杂志1954年10月号发表了萧乾译、潘家洵校的《大伟人魏尔德传》第四卷韩加明：《菲尔丁在中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7月，第22卷第4期。。时任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的杨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菲尔丁研究，并于1957年在《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前身）第2期发表了五万字左右的长篇论文《菲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该文以菲尔丁的滑稽小说理论为主轴，探讨了他的小说艺术观和创作实践，是中国菲尔丁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重要论文。该文经删改修订，以《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为题，先后收入杨绛本人审定的《杨绛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和《杨绛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杨绛在文中指出，虽然文学史家公认菲尔丁是英国小说的鼻祖，但历来文学史家忽视了菲尔丁本人的“滑稽史诗”

的观念。杨绛认为：“菲尔丁的小说理论，简单来说，无非把小说比做史诗（epic）。”

杨绛：《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杨绛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239页。我们知道，史诗是长篇叙事诗，叙述英雄的业绩和漂泊历程，其特点是以诗的形式进行宏大的历史叙事。以小说比附史诗，表明了以史为据且偏爱宏大叙事的创作立场，也表明了在菲尔丁的时代，小说的地位并不高KathleenTillotson，NovelsoftheEighteen-Forties，Oxford：ClarendonPress，1954，pp.17—20.，所以需要攀附史诗这种崇高的文体以自高身价，犹如清代学者章学诚以史学攀附经学以提升史学的地位。不过，菲尔丁并不想创作崇高悲壮但远离时代的英雄史诗，他感兴趣的是能够揭示18世纪扰攘动荡的英国社会现状尤其是其弊端的喜剧性史诗，而且在体例上不愿意受到诗体与古典韵律的束缚。菲尔丁本人将其小说称为“散文体的滑稽史诗”

或“滑稽小说”

，并阐明其性质说:

滑稽小说就是喜剧性的史诗，写成散文体。……它和悲剧性的史诗比较起来，在故事和人物方面都有差别。一边的故事严肃正经，一边轻松发笑；一边的人物高贵，一边的地位低，品格也较卑微。此外，在思想情感和文字方面也有不同：一边格调崇高，一边却是滑稽的。杨绛：《菲尔丁的小说理论》，《春泥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第72页。《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杨绛文集》第4卷，第242页。

正如塞万提斯创作《堂吉诃德》是为了唤醒骑士小说这种传奇叙事带给世人的迷梦，菲尔丁提倡史诗性叙事也是针对当时流行的传奇小说，在他看来，这类小说脱离人生真相，既没有教育意义，又没有趣味，好的小说“都该在趣味中搀和教训”

杨绛：《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杨绛文集》第4卷，第257页。。换言之，小说应该有趣，但不能徒以滑稽取悦读者，所以还应给人以教益。他要“尽滑稽之能事，笑得人类把他们爱干的傻事坏事统统改掉”

杨绛：《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杨绛文集》第4卷，第257页。。杨绛总结说，菲尔丁写小说的宗旨“就是要兼娱乐和教诲，在引乐取笑之中警恶劝善”

杨绛：《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杨绛文集》第4卷，第258页。。以这一认识为指南，杨绛从模仿对象、取材范围、小说的目的、小说家必备的条件、史诗与传记的区别等多个角度全面解析了菲尔丁的“滑稽史诗”

理论和创作实践，厘清了菲尔丁小说理论的渊源和脉络，并阐明了菲尔丁小说理论的实质于慈江：《杨绛，走在小说边上》第三章第三节《小说何为——杨绛纵谈“英国小说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