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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与英国文学的关系（第3页）

杨绛：《“大笑话”

》，《杨绛文集》第1卷，第105页。。整部小说以细腻诙谐的写实手法，借助非传奇性的“奇情异事”

，将民国时期那些仰赖丈夫度日、貌似富贵实则卑微的知识分子太太的空虚内心与猥琐面目，表现得入木三分，在令人发噱的同时，也引人警醒，这正是菲尔丁所谓“尽滑稽之能事，笑得人类把他们爱干的傻事坏事统统改掉”

的警戒作用。此外，创作于《“大笑话”

》之后的《“玉人”

》，也是一个滑稽故事，也同样在引乐逗笑之中，蕴含着对人性弱点的反思。

加拿大汉学家雷勤风（ChristopherRea）认为，杨绛和钱锺书作品中“那些轻喜剧笔调的、写中国人历史创伤的作品”

，对“现代文学的人文主义”

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见上海《文汇报》新闻稿《〈译丛〉秋季号将刊杨绛作品英译》，2011年7月25日。。的确，杨绛笔下的滑稽故事和菲尔丁的滑稽小说一样，在喜剧性逗乐风格的背后是深厚的人文关怀。关于这一点，下文还会论及，兹不赘述。二萨克雷的“非英雄”

小说对杨绛的影响

杨绛是20世纪40年代崭露头角的女作家。2003年，92岁高龄的她自述其创作心路历程说：

我当初选读文科，是有志遍读中外好小说，悟得创作小说的艺术，并助我写出好小说。但我年近八十，才写出一部不够长的长篇小说；年过八十，毁去了已写成的二十章长篇小说，决意不写小说。至于创作小说的艺术，虽然我读过的小说不算少，却未敢写出正式文章，只在学术论文里，谈到些零星的心得。杨绛：《杨绛文集·作者自序》，《杨绛文集》第1卷，第2页。

从这段自述可见，杨绛早年的志向是做一个小说家，而不是学者或翻译家。她遍读中外好小说的目的是洞悉小说艺术的奥妙，以助其写出好小说。在她广泛阅读的中外小说名著里，英国小说占了较大比例，从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约瑟夫·安德鲁斯》《阿米丽亚》（现译《阿米莉亚》）、司各特的传奇小说、萨克雷的《名利场》、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诺桑觉寺》直至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羽蛇》等。从杨绛一生所创作的包括7篇短篇小说、1部长篇小说《洗澡》及其续集《洗澡之后》等为数不多的小说作品可见，英国18世纪、19世纪的小说家对她产生了相当明显的影响，其优雅的知性书写俨然是英国淑女型作家的中国化身。她自谦说，她仅在学术论文里，谈到些小说创作的“零星心得”

。事实上，她对菲尔丁以及萨克雷、奥斯丁等英国小说家的评论，不仅是学者对作家的叩问，也是作家与作家的对话：在探讨别人的小说理论和创作艺术的过程中，既以自身的创作经验与其相印证，也逐步确立起自身的小说艺术观，并自觉地应用于后来的写作。

如上节所论，杨绛对菲尔丁小说理论核心精神的探究对其《“大笑话”

》等小说产生了明显影响，本节将进一步探讨杨绛对萨克雷《名利场》的艺术特点的领悟和评论，以及对其后期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洗澡》的深刻影响。

《名利场》的副标题是《没有英雄的小说》（ANovelwithoutaHero），这也是最初的书名。杨绛指出：“对于这个副题有两种解释。一说是‘没有主角的小说’，因为不以一个主角为中心；……另一说是‘没有英雄的小说’，英雄是超群绝伦的人物，能改换社会环境，这部小说的角色都是受环境和时代宰制的普通人。两说并不矛盾，可以统一。”

杨绛：《论萨克雷〈名利场〉》，《杨绛文集》第4卷，第224—225页。从英国文学史可见，萨克雷非常欣赏菲尔丁，他称赞后者能把真实人性的好坏两面表现出来，又对《汤姆·琼斯》的结构称赏有加杨绛：《论萨克雷〈名利场〉》，《杨绛文集》第4卷，第226—227页，第231页。，因此，萨克雷的非英雄化叙事应该是受到了菲尔丁的影响。前文已指出，菲尔丁以喜剧作家自居，不写“高尚的人”

“伟大的事”

，而是以“卑微的人物和事情”

为描写对象，其小说主调是讽刺而非赞颂。这种小说创作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创作实践可以说是西方非英雄化叙事的滥觞，萨克雷只是踵武其后并有所扬厉。杨绛在《名利场》的中译本序言中称，该小说“全部故事里没有一个英雄人物”

，因而就是“现代所谓‘非英雄’的小说”

，这一点是其“创新”

之处杨绛：《〈名利场〉小序》，《杨绛文集》第4卷，第213页。。笔者以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约瑟夫·安德鲁斯》《阿米莉亚》（英文原文为Amelia，萨克雷《名利场》中的主角之一与其同名，杨绛将菲尔丁笔下的Amelia译为阿米丽亚杨绛：《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杨绛文集》第4卷，第237页。，却将萨克雷笔下的Amelia译为爱米丽亚杨绛：《论萨克雷〈名利场〉》，《杨绛文集》第4卷，第221页。）等重要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不是有缺陷的平民、绅士，就是堕落的贵族，没有一个英雄人物，小说的主调也是讽刺性的，而非悲剧性的。因此，西方文学史上“非英雄”

小说的开创者并非萨克雷。此外，西方现代的“非英雄”

小说与菲尔丁、萨克雷的“非英雄”

小说也有深刻的区别。

19世纪末以来，现代主义思潮中的非道德化倾向改变了作家的社会观和文学观，也直接影响了作品的内容和人物的思想基调。在现代派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出现了“非英雄化”

的倾向，昔日传统作家所刻意塑造的完美的理想人物形象，已不复见郭绪权：《主角的转换——试论西方现代派人物形象的“非英雄化”

倾向》，《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这是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人性论逐渐为科学的发现、现实的非理性化以及人自身的异化动摇的结果，无论是现代派小说中对自身境遇缺乏明确认识的非英雄（non-hero），如乔伊斯《尤利西斯》中的布鲁姆，还是对自身与周围环境的对立有较明确意识的反英雄（anti-hero），如《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考菲尔德，均有不可自抑的悲观绝望的情绪，异化感和疏离感是他们共同的在世体验赖干坚：《反英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角色》，《当代外国文学》，1995年第1期。。显而易见，菲尔丁、萨克雷笔下的“非英雄”

如汤姆·琼斯（TomJones）、爱米丽亚（Amelia）、利蓓加（RebeccaSharp，又称Becky）等人物，虽然都有各自的磨难、挫折或不幸，却不外是人际的倾轧、社会的动荡或现实人生的播弄所致，并无非理性主义影响下的异化和疏离意识，也未触及对存在意义的探问。更显著的区别是，菲尔丁、萨克雷的非英雄化叙事具有明确的道德意识，一个以“警恶劝善”

为目的，一个以“讽刺的道德家”

杨绛：《论萨克雷〈名利场〉》，《杨绛文集》第4卷，第218页。自许，不仅要揭露真实，还要宣扬仁爱，而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非英雄”

或“反英雄”

小说都具有非道德或反道德的倾向。

虽然杨绛将萨克雷的非英雄化叙事等同于现代“非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