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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对文学革命的退让与反击（第1页）

钱基博对“文学革命”

的退让与反击

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为代表的革新派文人与以林纾、刘师培、陈拾遗等人为代表的复古派文人就文言的存废、文言白话的优劣等问题展开激烈论战，为推行白话和促成国语统一取得了舆论上的优势。1920年1月24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令第七号》通令全国国民小学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废除古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同年颁布的《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书店，1990，第110—111页。。其后，学衡派、甲寅派重弹文言优长的旧调，两度掀起争端。鲁迅讽刺拒发白话文的《甲寅周刊》，说他们“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

；他同时宣告，即使真的“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

。鲁迅：《答KS君》，1925年8月28日刊发于《莽原》周刊第19期，载鲁迅《华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103页。不过，从中国现代语言文学的实际发展进程来看，文言文并未因为白话文的通行而“气绝”

、消亡，文言白话与新学旧学之争也并未终结。现代古文家与国学名家钱基博（1887—1957）就是一个坚持文言写作且以旧文化续命者自任的博学鸿儒，他在文学革命方兴未艾之时，未正面撄其锋，但在革新势头减弱之后，他的反击格外凌厉，对胡适由原来的尝试接受转向严词批判，彰显了中国新文学叙事的否定之维。

钱基博字子泉，号潜庐，乃博学鸿儒，为人敦厚而风骨卓然，其学以经史为根底，以集部之学为渊薮，涉猎广博，多有建树，于艺文之道、经子之学造诣殊深。其文化立场以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之说为宗，故于究心国粹之余，颇能融化新知，通经致用，著述有《经学通志》《周易解题及其读法》《现代中国文学史》《孙子章句训义》等十余种。近代诗评巨擘陈衍赞其“学贯四部，著述等身，肆力古文词，于昌黎习之，尤哜其胾而得其髓。其致吴稚晖一书，不亚乐毅《与燕惠王书》”

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549页。。现代史学巨匠钱穆于回忆中称：“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2005，第128页。探究这位古文家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新诗运动的评价，可揭示其对文学革命所持态度的微妙转变，也可窥知其守旧诗观。一钱基博对胡适及其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评价

钱基博生于1887年，长胡适四岁。胡适乃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主将，倡白话文、白话文学及民主、科学，力主废除文言文与儒家道统。其西化理念与钱基博“中体西用”

之旨相抵牾。因此，钱基博素不喜胡适。1932年11月17日，钱基博署名“哑泉”

致信其子钱锺书，对他与新派人物过从甚密、思想学风受其影响颇为不满：

迭阅来书及《大公报》《新月》杂志，知与时贤往还，文字大忙！又见汝与张杰书云，孔子是乡绅，陶潜亦折腰。看似名隽，其实轻薄！在儿一团高兴，在我殊以为戚！钱基博：《谕儿锺书札两通》，《光华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2年12月。

《大公报》是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于1902年创办于天津，1926年复刊后，总编为著名报人张季鸾。1936年，《大公报》拓展至上海，销量突破10万份，成为影响全国的大报和舆论中心。《新月》杂志是新月社的代表性刊物，由新月社成员胡适、徐志摩等人于1928年创办于上海，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该刊编辑除胡适、徐志摩，还有梁实秋等人。

1932年，尚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就读的钱锺书在《新月》杂志和《大公报》的《世界思潮》副刊，发表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旁观者》《为什么人要穿衣》《休谟的哲学》等诸多书评。钱基博显然关注到了钱锺书在《大公报》《新月》杂志上频频发文，所以才会有“文字大忙”

的观感。钱基博还注意到其子与时贤颇有交往，但未点名。照时间推测，其中应当包括清华哲学教授张申府。在1932年至1933年期间，张申府在《大公报》主编《世界思潮》副刊，介绍新思想、新科学、新书刊。张申府在刊于《世界思潮》中的一篇文章说：“钱锺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

常风：《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山西文学》2000年第9期。由此可见，张申府对青年钱锺书的推崇。

钱基博对其子因为接触、趋奉新思潮而对孔子口齿轻薄，深感忧戚。其实，钱锺书对孔子的不敬，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他本人的心性。钱锺书骨子里是个精灵佻达、尚趣崇智的人，不喜欢道学先生，不喜欢道德说教，远道学而亲老庄是他的一贯倾向。

从钱基博的谕儿信可见，钱锺书讥讽孔子、陶渊明的言论出自写给张杰的一封信。张杰曾是钱锺书的室友，其生平事迹已湮灭于历史中，幸在钱基博的《自我检讨书》中留下了印记。

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如火如荼，钱基博写下《自我检讨书》。文中说：“当国民党得意时候，大学的学生，往往有些受政府或党的金钱津贴；做特务工作，监视同学，按月报告；有的因邀功，有的为挟嫌，常常无事生风，兴起党狱，被捕累累，其中真正有政治嫌疑的，据我旁观的眼光，不知十成中有几成！一次最多的，是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上海各大学，被捕二百多人……”

钱基博：《自我检讨书》，《天涯》2003年第1期。

钱基博讲述的情况表明，民国时期党狱颇盛。钱锺书的室友张杰就是国民党党狱的牺牲品，他被抓捕后，不知所终。从钱基博的检讨书中可知，张杰是光华大学附中国文教员，与时任光华大学英文讲师的钱锺书同住于他的隔壁房间，而且是对面床。

钱锺书与张杰应当是同受新文化运动激荡的意气相投的好友，他写信给张杰，讽刺“孔子是乡绅”

“陶潜亦折腰”

钱基博：《谕儿锺书札两通》。，折射出他们的叛逆精神。钱基博深知当时的民国距“政治有办法，社会上轨道”

的境地尚远，而且党狱盛行，纵才使气、喜发高论的人很容易受人陷害，遭遇“圣知之祸”

，因此，他以南朝名臣王僧虔、王俭叔侄自比他们父子说，“我不患此儿无名，正恐名太盛耳”

钱基博：《谕儿锺书札两通》。。他希望钱锺书细思乱世的“处法”

，学习王僧虔的“文情鸿丽，学解深拔，韬光潜实，物莫之窥”

钱基博：《谕儿锺书札两通》。，并期望他成为诸葛亮、陶渊明式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物，而不要效仿胡适、徐志摩，以犀利之笔，发激宕之论，迎合社会浮动浅薄的心理。在钱基博看来，“今之名流硕彦，皆由此出，得名最易，造孽实大！”

钱基博：《谕儿锺书札两通》。其所谓名流硕彦，自然首推胡适。

1923年春，胡适应清华大学学生之请，开列了一份共计185种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先在《清华周刊》上发表，其后相继在《东方杂志》《读书杂志》《晨报副镌》等报刊刊出，世称“胡目”

，轰动一时。

“胡目”

虽以“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