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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及知识的科教片以及冲破重重困难的译制片（第1页）

三、普及知识的科教片以及冲破重重困难的译制片

1919年1月，袁乃晨出生于河北省雄县道务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原名叫高萌。在他刚刚4岁时，因为生活所迫，父亲带着他到东北谋生。1935年，16岁的袁乃晨逃亡到北平，入知行实习学校学习，第二年转入北平第一中学。1938年6月，在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下，血气方刚的袁乃晨参加了八路军冀中军区三纵队独立第一支队二团，任政治处宣传干事。同年10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被调到特务连任政治指导员。

骨子里面就有艺术细胞的袁乃晨，为配合政治宣传，创作并导演了小话剧《汉奸的下场》。上级组织发现他的艺术才能后，于1939年调他到一二〇师二支队战捷剧社担任演员。从此，他的人生定格在文艺工作的道路上。后来他还担任了戏剧队长、副指导员等职务，在《军火船》《顺民》《皇协军》《我们的连长》等话剧中出演主要角色。

1946年，由于东影急需文艺人才，他被从晋西北调到兴山，任演员剧团副团长。在他初登银幕，于《留下他打老蒋吧》中小试牛刀之后，袁牧之把科教片拍摄的重任交给了他。

众所周知，日军在侵华期间，曾经在东北秘密抓中国人进行细菌试验，准备打细菌战。细菌试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鼠疫蔓延，在1945年后向非疫区扩散，威胁人民的生命安全。《预防鼠疫》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科教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拍摄的。影片的编剧和导演都由袁乃晨来担任，为了保证拍摄质量，他找来经验丰富的马守清做摄影。

科教片的第一要义就是通俗易懂。袁乃晨用朴素的语言，形象而生动地把如何做好预防说得清清楚楚，比如“煮沸消毒”

“药物消毒”

“火烧灭蚤”

等。1948年夏天，这部影片正式与人民群众见面了，在消灭鼠疫的过程中起到了较好的宣传作用。

就在第一部科教片拍竣之后的1948年7月，袁乃晨的身影出现在哈尔滨莫斯科电影院二楼的一间会客室。坐在袁乃晨对面沙发上的人名叫聂司库伯，是苏联影片输出公司驻中国东北的总经理。他的旁边是一位男翻译，名叫马良福金，还有一位女秘书。中间的小圆桌上摆了几盘专为招待袁乃晨的茶点。而袁乃晨这边只有他一个人。

聂司库伯代表苏联影片输出公司驻中国东北办事处，袁乃晨则代表中国东北电影制片厂，他们要在一份合同上签字，合同都是中文的，一式两份。合同的内容很简单：由东影把一部苏联的影片翻译成中文。

就是这样一份简单的合同，开启了新中国译制影片的先河。对于慢慢扩大的东北解放区来说，文化生活的需求很旺盛，

但在20世纪40年代，除了唱唱革命歌曲、演演话剧，就只剩下电影了。可那时候的中国电影产量不高，苏联电影有很多，可都是原版，中国人看不懂。把影片由俄语译成汉语，是东影的新任务。为了尽快完成这一任务，袁牧之找到了袁乃晨，让他先到哈尔滨的苏联影片输出公司接洽一下。

见面后，袁乃晨自报家门，说明来意。这让苏联人也很兴奋，但他们有些怀疑。

“你们翻译得了吗？”

聂司库伯问。

“我们翻译得了！”

袁乃晨肯定地回答。

“如果你们翻译得了，我们感到满意，今后我们苏联影片的华语对白版，就全由你们中国翻版。如果你们翻译不了，我们将交给香港或是印度去制作。”

聂司库伯说。

“这可以。”

袁乃晨再次表示。

“你们先试一部看看。”

聂司库伯最后说。

两人商定，合作要有所依据，所以需订立合同。

随后，袁乃晨赶回兴山，把事情的进展向厂长袁牧之汇报，并递上草拟的合同。袁牧之看后完全同意，责成袁乃晨尽快完成合同签订。第二天早上，袁乃晨又乘火车赶到哈尔滨，正式与苏方签订了合同。

1948年8月，苏方把翻版片的素材送来了，影片的名字叫《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中译名为《普通一兵》）。

此时，袁牧之为充实翻译力量，把厂里一位懂俄语的青年孟广钧调给了袁乃晨，

后来又增加了俄语翻译刘迟。

然而，第一次尝试翻译，他们却失败了。原因是，袁乃晨想找最好的翻译。大家都知道，东北书店的徐立群是一位名家，于是他们就专程请徐立群翻译了电影的脚本。可问题在于，徐立群认认真真用了一个月翻译出来的脚本虽好，却是按舞台剧的形式创作的，完全没有考虑到录音的要求，所以，当台词录出来的时候，与原词相差甚多，口型不吻合，语气对不上，感情上不来。

袁乃晨并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法：“孟广钧先把俄文原意翻译过来，并数出俄语音节，把当中对不起来的音节用虚字添上。然后由刘迟喊口号，孟广钧读俄文原词，袁乃晨读译文台词，根据所差的时间，再增减虚字，最后由刘迟记下确定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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