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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人民电影诞生的历史条件（第2页）

1942年5月2日，位于杨家岭的中共中央办公厅，还不到120平方米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延安文艺座谈会就在这里召开。毛泽东作题为“引言”

的讲话。而在23日的会议上，朱德先讲话，着重讲了文艺工作的立场、态度和对象问题，毛泽东最后做“结论”

性发言。由于参会人员增加，会议改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小楼外的院子当中。

第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影响深远而重大，奠定了未来中国文艺创作的方向。首先，解决了文艺工作者的重要性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第二，解决了文艺创作“为什么人的问题”

，为

的是人民大众，为的是工农兵，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第三，解决了“如何为”

的问题，《讲话》中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第四，解决了文艺作品的创作原则问题，即“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

第五，解决了文艺作品最终实现的作用问题，即“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

1946年年底，袁牧之接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这位昔日在中国文化重地上海拼杀的艺术家，在思考着一种新的电影美学。无论是刚刚卸任的舒群还是身边的陈波儿、田方，都在潜移默化袁牧之。特别是陈波儿，她用艺术家的敏锐、政治家的视

野，无时无刻不在袁牧之的心里打上“工农兵”

三个字的烙印。

正因如此，袁牧之内心中规划的电影厂的未来与他在上海时所经历的民营机构的电影公司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那时的电影公司以市场盈利为最终目的，尽管有着民族情怀，要在电影里加入社会的良心，可仍然以表达政治边缘的社会事件为电影的内容，电影所通向的往往是某种世俗的审美，其所构成的核心要素是市民美学。

现在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影要满足政党的需要，要符合政治的需求，电影厂生产出来的是国家电影，是符合政治美学表达的艺术品。这也是袁牧之多年在苏联电影界考察得出来的重要结论。

当然，袁牧之也希望，新的电影厂所呈现的作品应该内在地有着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的关联。那时候，他们所表达的是底层的民众，而现在他要做的，则是按照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拍出或是以工农兵为主人公的电影，或是给工农兵看的电影，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他要构建一种新的电影模式，它的核心可以称为“人民电影”

。尽管此时的袁牧之还没有对其做一个清晰的定义，但他清楚，这是对中国有电影以来的一次巨大的革新，也是对以往电影的一次集中的历史性的颠覆。他能否胜任新中国电影给中国电影人新的使命，是他犹

豫是否接盘的潜意识层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