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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影艺术在延安的淬炼（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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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大夫为八路军看病吴印咸摄影

此外，他们还拍摄了三军分区制造弹药和补给的活动

。由于需要做很长时间的跟踪拍摄，他们在三军分区一直逗留到秋风习习。

1939年10月，在《延安与八路军》开拍一周年之际，袁牧之等人来到了一军分区，见到了司令员杨成武、政委罗元。在这里，他们赶上了一次日军对敌后根据地的“大扫荡”

，追随着白求恩的脚步，袁牧之等人冲上了前线，拍摄到了白求恩在前线抢救伤员的很多画面。后来，因为受到感染，白求恩牺牲了。袁牧之又组织大家拍摄了白求恩追悼会的珍贵场景。

1939年12月，袁牧之迎来了自己在中国西北的第二个冬天。由于已经积累了大量素材，袁牧之和吴印咸等人商量，由吴印咸和徐肖冰各带一组人马继续留在前线拍摄，袁牧之则带着已经拍好的底片火速赶回延安，想方设法进行后期制作，让《延安与八路军》早日与观众见面。

得知袁牧之要返回延安，部队首长担心他的安全。正好此时关向应要回延安开会，便与袁牧之同行。一路数日，两人朝夕相处，相谈甚欢。快到延安的时候，关向应把一张写着字的纸交给袁牧之。袁牧之展开一看，原来是关向应写给党组织的介绍信，大意是：袁牧之经过一年多的革命历练，已经符合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标准，我可以做袁牧之的入党介绍人。“你尽快去找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吧，向他

提出入党申请。”

关向应说。

回到延安后，袁牧之即刻写了入党申请书，并找到陈云。不久，袁牧之便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袁牧之盘算着，如果有一丝可能，便马上出发去香港，完成《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然而，让他焦心的是，去香港的交通路线已经被战争切断，一定要去香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风险太大。后来，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反复权衡，做出了到苏联制作后期的决定，由袁牧之全权负责。

《延安与八路军》作为中国共产党自己拍摄出来的电影，要有中国的元素在其中。袁牧之又向上级组织提出，应该给这部电影配上具有中国风格的音乐，所以，希望能有一位懂中国民族音乐的艺术家同行。最后，冼星海被特批与袁牧之同赴苏联，参与制作影片的后期。

令袁牧之感到突然的是，就在他和冼星海确定了出发的日期后，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杨家岭的邀请，毛泽东要给他们饯行。

踏着春天刚刚冒芽的青草，迎着阵阵温暖的春风，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袁牧之、冼星海以及冼星海的爱人钱韵铃、女儿妮娜，一起走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毛泽东给袁牧之和冼星海倒酒，给妮娜夹菜，告诉她多吃点儿鸡肉。那鸡是警卫员听说主席要请艺术家吃饭，专门跑到老乡家里买回来的。毛泽东的目光和蔼但高远，他告诉

袁牧之和冼星海，到苏联后可以考察一下电影事业和音乐艺术的建设、管理和发展经验，作为今后新中国在这方面发展的借鉴。

1940年5月，袁牧之一行到达西安办理出境手续。在这里，他遇到了后来创建长影时的同事钟敬之，两人交谈甚欢，对未来都很憧憬。

足足过了半年，1940年11月，袁牧之和冼星海才辗转来到莫斯科。北风呼号，白雪纷飞，又是冬天了。袁牧之通过第三国际的关系，把《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素材送到苏联有关部门去洗印。而他自己，则带着毛泽东的嘱托，想办法来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这位在中国已经赫赫有名的大导演，宁愿从实习导演做起，还当场记，为别人做助手。从这里入手，袁牧之开始摸索苏联国有化电影体制的管理经验。让他更感兴奋的是，他在这里还认识了电影大师谢尔盖·爱森斯坦。当时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早已经在电影界闻名遐迩。袁牧之心甘情愿拜爱森斯坦为师，给他做拍摄助手，用心学习电影拍摄技术。

时间飞逝，转眼间，1941年的夏天来临了。《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已经全部洗印出来，可以进行剪辑和配音了。然而，一件让袁牧之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当年的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到处兵荒马乱，到

处是炮火硝烟。在苏联的电影机构及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向后方撤退的过程中，已经洗印好的《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由于经办人的疏忽，丢失了。袁牧之痛心疾首，却莫之奈何。

战争，赋予了《延安与八路军》以重大的历史意义；战争，也给了《延安与八路军》致命的一击。人类总想创造些什么，但又从未停止去摧残。

袁牧之有一种伤及心扉的痛，在得到底片丢失的那个消息的瞬间，他感觉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他本能地坐下，躺下。

那丢失的是他这些年苦苦奋斗的缘由，是他的命！

但，他没有气馁，他要活着，他要回去，回中国去，继续他的梦。

然而，混乱持续着，炮火蔓延着，他尝试的所有回到祖国的路线都走不通。那好吧，就在这异国他乡留下来，继续找寻他刻印在光影中的幸与不幸、历史与今天。袁牧之随着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来到了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找到在战火中仍然坚持拍摄电影《伊凡雷帝》的爱森斯坦，继续做他的助手。

爱森斯坦看过袁牧之主演的电影《生死同心》后，十分欣赏袁牧之的表演天赋，认为他是“天才”

。后来，在爱森斯坦的信任和推荐下，处在异国他乡的袁牧之独立编导完成了当地吟唱诗人江布尔·扎巴耶夫的传记纪录片《江布尔》。“在江布尔的百岁诞辰即将到来

之际，苏联政府准备举行隆重的庆祝纪念活动，其中就有拍摄一部表现江布尔百年生平的传记纪录片的内容。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接受了这个拍摄任务后，在精心挑选导演人选时，颇费周折。先是挑了几个苏联方面的电影导演，但都被否定了。后来，经爱森斯坦等几位制片厂资深艺术家的共同推荐，经过莫斯科制片厂领导反复研究协商，决定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来自中国的袁牧之。”

最终，这部纪录片“既像一部诗剧，又像是一部长篇叙事诗，在结构和手法上都很有新意。袁牧之对影片的新颖构思和创新的手法，受到了苏联同行们的一致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