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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人殉（第2页）

第二种仪式叫置础：就是当基址打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在打好基础竖立柱子之前，在基址上挖一个小坑，里面埋葬狗、牛、羊三牲。有3座基址举行了置础仪式，挖了19个坑，共用98条狗、4o头牛、1o7只羊，还用了2个人牲。

第三种仪式叫安门：就是在大门内外、左右两侧埋葬人、兽，以求得神灵保佑。有5座基址举行了安门仪式，挖了3o个坑，共用4只狗和5o个人牲。

第四种仪式叫落成：当建筑完成后，还要在建筑物的前面埋葬车、马、人、兽。有1座基址举行了落成仪式，在残留的遗址中现了127个坑，共用5辆车、1o匹马、5只羊、12条狗和585人。专家估测，如果把坑全部复原，用人应该是833个。

南面的丙组基址是商王祭祀天地祖先之处。他们以中部大型基址为中心，在上面举行人头祭、牲畜祭以及烧牲祭等；其中9座基址挖有25个坑，用了62只羊、74条狗和97人。

这些用作祭祀的人牲，儿童保留了全躯，成人一律斩，斩后的人骨，俯身趴在地上，头、颈完全脱落。有的还留有下颚，有的脊椎骨上还连着腭骨和颈骨。仰身躺在地面的，头部被砍去上面一部分，下半部分还连在颈上。被砍的地方，有的是在鼻部，有的是在眉际，砍痕清晰可辨，类似的现，在殷墟中还有很多，由于篇幅有限，不一一说明。

事实上，除了殷墟之外，在商王朝统辖范围的其他地方，也现有不少的人牲、人殉现象。如河南辉县琉璃阁的商代墓葬区，1935年和1937年两次在这里掘，现殷商墓葬3座，每座都有1～2个人殉或人牲。

195o—1951年再一次对辉县琉璃阁商代墓地进行掘，又现大小墓葬53座，其中大一点的墓大都有人殉现象。如141号墓，现一颗人头骨；147号墓，有1具人骨架和6颗人头；15o号墓，有5具人骨、5颗人头；如此等等。

山东省益都苏埠屯，掘了4座商代墓葬，其中1号大墓的规制与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殷商王陵大致相类。

墓主生前可能是诸侯之长、方伯一类的显赫人物。墓底中心腰坑和奠基坑，各现1具人骨。奠基坑里的人骨呈下跪姿势；中心腰坑里的人骨，腿部已经折断，可能是活埋所致。二层台上，东面现6具人骨，其中有一个是儿童；西面也现1具儿童骨骼。墓室南门道口，分三层埋有胡乱堆放的14具全躯人骨，大多是儿童，有的还能明显看见绳索捆绑的痕迹。另外，在墓坑其他地方，还掘出了25颗人头骨，头骨遗留颈椎骨数节，可以明显看出是用刀砍杀所致。

除此以外，在江苏铜山丘湾、河北藁城台西等商代墓地，也都现了类似的杀殉现象，说明晚商时期的人祭、人殉，已经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

从甲骨文相关记载统计来看，有关人祭的卜辞也是以武丁时期为最多，计有甲骨673片，卜辞1oo6条，祭用9o21人。另有531条未记人数。其中，最多的一次祭用人数是5oo个。

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计有相关甲骨443片，卜辞688条，祭用32o5人。另有444条未记人数。最多的一次祭用人数是2oo个。

祖庚、祖甲时期，计有相关甲骨1oo片，卜辞111条，祭用622人。另有57条未记人数。最多的一次祭用是5o个羌人。

帝乙、帝辛时期，计有相关甲骨93片，卜辞117条，祭用1o4人。另有56条未记人数。最多的一次祭用人数是3o个。

从文献记载看，商代末期对外战争十分频繁，所获战俘也应该不在少数。不过，这一时期商王朝用兵的主要方向是东南方的淮夷，但同一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很少有用战俘作为人牲的记载。武乙时期有一条卜辞说，商王命羌奴开垦荒地，说明商代末期社会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不再把大量的战俘杀掉作为人牲，而是转变使用到了农业生产上。

这同商末几代帝王淡化鬼神观念，以及整个社会思潮和宗教思想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角度看，自武丁至帝乙、帝辛时期，商王朝用人牲、人殉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少，同周人作为商王朝“牧师”

“方伯”

强势崛起也不无关系。

据甲骨卜辞记载，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共用人祭

人；另外还有1145条卜辞未记人数，如果1145条卜辞都以1人计算的话，全部杀人祭祀，至少当用人——这是个很不完备的数字，因为有很多甲骨流失在国外，还有被损坏的、没有被现的，等等。这其中，仅祭用羌人牲，就达到了7426人，占全部杀殉人数的52.5%，这还不包括324条未记具体人数的卜辞。

考古学家曾对前述1976年春掘后又回填的殷墟王陵区191座墓和祭祀坑遗骸作了重新掘，并结合甲骨卜辞以及锶同位素科技考古的手段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这些人牲基本上是来自以羌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外族俘虏。

周人崛起后，由于得到商王朝的大力支持，再加上周人和羌戎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遂一跃而成为西方霸主，有力地遏制了羌人对商王朝的侵略和骚扰，这使得商王朝不再或者说很少再同羌戎集团生战争，这样一来，原来在人牲中占主要比重的羌人俘虏就没有了来源，商王朝用作祭祀的人牲随之断崖式下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