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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第1页）

名士林立在讲党锢之争之前，先介绍一支加入权力争夺战的新主角——名士。

前面讲过，汉朝是新型阶层建立的王朝，也叫布衣天下。东汉士人做官，多数通过公府征辟和地方察举等手段，察举的形式一般分为三种：

一、无定期的下诏推选，全凭皇帝心情。

二、特殊选取，这一类是政府根据特殊需求选取的人才，比如出使西域的张骞。

三、定期选举，这类就是说的举孝廉。

而选取的比例则是按照郡国人口比例，每二十万人举一人，所以每年推举到中央的大约有二百二十八人。从而造成了小波段的“冗官”

局面。

首先这些孝子被安放在皇宫里做郎官，在郞署服务几年后才分发到各地。有点像现在的高官身边的司机、秘书等职位，服务几年后再做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尚儒学，由于光武帝、明帝、章帝等的提倡，儒学十分繁荣发达。到了桓帝灵帝时期，京师的太学生和地方郡国及私学的儒生数量，总数已超过十万人。儒学统治地位的确定，对后面的察举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因此，自光武帝以后，汉代做官的人都渐渐变成读书出身。这些推选的“孝子”

太多了，他们互相推引，互相声援，其中的一些名士，更是声望隆重，万人景仰，构成了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势力。

越到后面，读书人也多，孝子也多，导致郞署充斥，需要分配的人才冗杂。后来东汉的选官逐渐演变成“察举孝廉”

一条选官方式，其余的被搁置下来。

一条道路走到黑的弊端就此暴露出来，二十万人当中出一个孝廉，而且还是从政的入围条件，这样的参政资格还进一步缩小了范围：年龄需满四十岁，要么是太学与郡国的学生，要么是文吏。

想一想这条件也是够苛刻了，这样的选官制度暴露出的弊端就是分配的名额永远落到了几个像样的家族中，就是所谓的有点声望的“士族门第”

。变了味儿的选取方式导致官吏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的歌谣。

这些良莠不齐又颇具声望的名士，有才华的口诛笔伐，矫情不已；无能的望风而动，造言生事，以期望在制造这些舆论之中，突显自己的才华，被权力之主相中，一展所谓的宏图之志。

◇矫情之士——樊英

史书上关于樊英的记载并不多见。《后汉书》中只用寥寥几行文字就将樊英的大概事迹勾勒而出，这种粗线条的笔法让人不尽其详。

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也。少受业三辅，兼明五经。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后礼请不应；公卿举其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初，征为博士。至建光元年，复诏公车赐策书，征英及同郡六人，英等四人并不至。

——《后汉书·方术列传》

樊英是南阳人，跟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刘秀乃是同乡，大约生活在汉安帝、汉顺帝、汉桓帝之世，学问和德行都受到当世之人的推崇，他的行为也颇具神秘色彩。

纵观樊英的史料，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合作者。因为“樊氏学”

的名声响当当，当地州郡的官员争相前来延请，但均被樊英拒绝。

这个人比较有才华，通晓《五经》，又隐居在壶山的南边，有不少人从四方而来向他学习。这个名声打出去了后，州郡当官的先后以礼请他出山，他都死活不答应。

公卿为他举孝廉，说他为贤良方正、有道，他不去。

到了安帝初年，朝廷征召他为博士，不去。

到建光元年，朝廷又下诏书给公车，赐给策书，征召樊英和同郡六个人，结果只有两人入诏，樊英等四人都没去。

一句话，打死不出山，就是不合作！看来似乎有点不知好歹，也有些矫情。不仅如此，因为记载未完：

永建二年，顺帝策书备礼，玄纁征之，复固辞疾笃。乃诏切责郡县，驾载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称病不肯起。

乃强舆入殿，犹不以礼屈。帝怒，谓英曰：“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以慢朕命？”

英曰：“臣受命于天。生尽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雠，立其朝犹不肯，可得而贵乎？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又可得而贱乎？陛下焉能贵臣，焉能贱臣！臣非礼之禄，虽万钟不受；若申其志，虽箪食不厌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

汉顺帝知道樊英很有才华，也知道这些人请不动他。但他就是不信这个邪，让人拿着策书，预备好丰厚的礼物和大量钱财，征召樊英先生入朝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