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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第3页）

以上两点政治背景，是宦官群体崛起重要的起点。

非常庆幸的一点是在汉初，宦官的发展受到各种限制，故这种权力斗争暂时没有影响到国家的发展。这些限制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其一，最开始在君权和相权关系还较为和谐之时，皇帝虽然想亲信宦官，但丞相还未受到打压，其权力的制约仍旧限制了宦官的发展。

其二，此时朝内还有九卿的官僚体系，以及外戚的重重干涉，也使得宦官的发展受到限制。

前面说的宦官张释卿虽得到吕后封赏，但也仅仅为一时之气，尚未有成风之势。又如《汉书·爰盎传》记载：

宦者赵谈以数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种为常侍骑，谏盎曰：“君众辱之，后虽恶君，上不复信。”

于是上朝东宫，赵谈骖乘，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

于是上笑，下赵谈。谈泣下车。

宦官赵谈因为多次受到皇上宠幸，时常暗害袁盎，袁盎感到忧虑。袁盎的侄儿袁种担任侍从骑士，手持符节在皇帝左右护卫。袁种劝袁盎说：“您在朝廷上羞辱他，今后他再说您的坏话，皇上也就不会相信他了。”

汉文帝外出，赵谈陪同乘车，袁盎拜伏在车前说：“我听说陪同天子乘坐六尺高大车厢的，都是国内的英雄豪杰。如今汉朝即使缺少人才，您为什么唯独与形体残毁的人同坐一辆车呢？”

皇上于是笑起来，让赵谈下车。赵谈哭着下了车。

由此可见宦官不仅在政治上受到层层限制，在思想上也不受待见。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个人专制，限制丞相的权力，除了起用外戚群体，也把手伸到了宦官群体当中。首先是调整少府管辖的宦官机构，精分了宦官工作种类，故此扩大了编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中书谒者”

官职的设立。中书谒者又称“中书令”

，负责在皇帝书房整理宫内文库档案，与皇帝有频繁接触的机会，其主官称中书令（武帝时期，司马迁受腐刑以后，因掌天官、学识过人等原因，以太史公的身份担任中书令，朝位在丞相之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中书令）。

武帝之前只有“中谒者”

一官职，并没有“中书谒者”

，而后又将“中书谒者”

更名为“中书谒者令”

，标志着宦官干政进一步合法化。不仅是“中书谒者令”

的增设，宦官原本的机构体系也随着需求进一步扩大，如“永巷”

为“掖庭”

，设立八丞，宦官增置七丞。这些令丞官位的增设，宦人由奴仆的地位上升至宫内主管官员。此后，宦官在宫内逐渐行尚书之职，权力进一步扩大，进而参与朝政谋议，出纳诏命，退而为皇帝亲随，侍从游乐。

经过这一时期宦官插手政事的合法化，宦官势力登上政治舞台，便是早晚之事了。

◇顾此失彼——宦官专权的形成与发展

宦官在消寂一段时间后，随着武帝中书谒者令官职的设立和后宫官职的扩大增设，宦官干政逐渐合法化。

在武帝、昭帝、宣帝三朝期间，宦官逐步掌握了一些政治权力，但是此时并不能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法做到呼风唤雨、权倾朝野。

武、昭、宣三帝非昏庸之人，对于皇权的把控力度依旧非常强势。在中书谒者令发展起来的同时，充当尚书的士人势力也在逐步发展，和宦官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士人充当的尚书刚开始的岗位职责仅为通章奏和审阅章奏，到了后期逐步发展到领尚书制度，不仅代皇帝处理政事，还能直接处理大臣的章奏，为皇帝代言。

尚书权力的扩大和领尚书制度的出现，不仅对丞相权力加以限制，也遏制了宦官势力的发展。

西汉末年，帝王大都骄奢淫逸，少有作为，因为出生以后深居后宫，不知人间冷暖，逐渐依赖于外戚和宦官，使得宦官势力逐渐壮大。

汉宣帝时期，为加强皇权，抑制外戚，任用宦官曲掌机要，弘恭被任为中书令，石显被任为仆射。宣帝死后，元帝继位，石显又被擢升为中书令。

汉元帝由于患病，从不理政事。石显虽然长期掌典机密，但无论在宫内还是在宫外，都没有朋党，因此深得元帝的信任，事无大小，全都委托石显掌管。由于石显权势颇大，朝中百官无不惧怕，纷纷投到其门下。

石显这个人也善于揣摸皇帝的心事，为人十分阴险，借受宠机会，时常中伤诬陷政敌，动辄置人于死地。比如说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等人，皆领给事中而供职于宫中，萧望之还兼领尚书事，经常与石显商议政事，深知其为人人品有问题。因此鉴于石显的为人之劣，萧望之向元帝进言说：“尚书本是国家枢机之所在，应当选用正直朝臣充任其职。应罢去中书宦者，不得进用。”

（之前汉武帝晚年游宴后宫，少与外臣接触，故多用宦官充任其职，并非古制如此。汉代的尚书掌管机密，凡宦官充任此官者，即称中书。）

此言当然不会被元帝采纳，但这一进谏却得罪了石显、弘恭当权的宦官群体，石显、弘恭便设法陷害萧望之等人。

有次萧望之因为弹劾外戚车骑将军史高和侍中许章，被石显逮住机会，找来与萧望之有嫌隙的两个人向元帝上书，诬告萧望之搞阴谋，离间皇帝与外戚的关系。趁萧望之休假之际，让人向元帝上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