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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心像（第4页）

的工业化经验，但在人文价值上并无突破。

张虹前几年在内地拍摄了《农村初中》（2006）、《问·大陆小学》（2007），不知道这是否跟香港导演群起北上拓宽生路有一样的动机？其实张虹出生于上海，1960年左右内地发生粮荒，政府鼓励有条件的人外迁，张虹才随父母迁入港籍。她对于内地的感情也许和香港本土出生的许多导演不同。《农村初中》是2006年在云南昭阳农村拍摄的。其实张虹几年前拍摄过一部香港的《中学》（2003），两片题材和艺术手法很相似，都是追踪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不过从这两部片子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内地纪录片的题材优势来，香港中学的日常教学和师生交流过程则显得平淡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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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虹（摄于2011年）

来内地寻求素材的做法无可厚非，但是我作为旁观者和内地的纪录片研究者，觉得张虹拍摄香港的一些纪录片才是最重要的。张虹的纪录片在香港电影史上具有特殊的位置。我们经常抱怨香港电影缺乏写实主义传统，虽然有许鞍华在坚持写实派创作，但这是微弱的力量。张虹的纪录片是我们窥见香港人真实生活的窗口。我们看见了香港社会在未经虚饰的情况下是如何缓缓展开的。张虹的纪录片有一个特点，她秉承了美国纪录片大师怀斯曼的理念和方法，就是以直接

电影方式来拍摄公共机构和公共生活。《搬屋》（2001）是2001年香港某公共屋村老人搬迁新居的故事，此片虽然是拍摄一个公共事件，人物众多，但其中展现的老人们的情态让人倍感唏嘘。她后来拍摄的几部作品则有关街头政治，如《选举》（2004）拍摄了2004年香港立法会选举的过程，候选人上街拉票、互相指责。

内地纪录片作者喜欢拍摄单个的人，追踪摄取其日常生活细节，张虹的拍摄兴趣似乎在于公共生活。它们的镜头长度比较平均，不使用沉思性镜头，不用长镜头来堆集一种哲学化的情思。这些作品大多没有旁白，没有音乐。虽然如此，在这些政治题材的纪录片里，导演会把候选人演讲的镜头和观众的反应镜头进行组接，从中其实也可以感受到导演本人的爱憎。但是张虹说她的电影无关政治，我采访她的时候，她说，我只不过是纪录了下来而已。我发现她似乎故意回避政治问题。前面我们说过香港独立电影有政府资助，但是我们有时候也许对此过于理想化了，其中仍然会有禁忌。2005年张虹的采风工作室被香港艺术发展局停止拨款资助，我不知道是否与此相关。无论如何，我感觉到张虹的纪录片事业仍处于一种困境里面。她对此似乎也多有抱怨，记得她曾经说过一句话：“香港是一个

没有纪录片的地方。”

她并不是说香港没有纪录片作品，而是说纪录片精神难以深入市民生活。我们觉得内地独立电影局面艰难，但是香港同仁有时候却会表示羡慕，觉得这里的独立电影得到了更多国内人的认同和国际上的关注。香港本来不大，人群又被商业文化掳走，主流电影人多歧视独立电影群体，有心看独立电影的人更少，发行工作十分艰难。游静的电影发行主要是在北美，她曾在那里工作，当地有学术机构会订购她所有的作品。张虹说她曾在香港某些地方设置销售网点，但效果很差。她为了纪录片，曾卖掉了自己的房子。香港影意志也是香港独立电影重要的制作者和发行者，但是也曾被中止拨款，理由之一是发行不得力。

当香港于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特殊地位降低，这里似乎变成了一个太小的文化共同体和知识共同体。这时候独立电影人都要面对各自的问题。但是有一派纪录片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些纪录片是香港“80后”

的副产品，它们非常本土化，其存在也是作为工具，并不是作为“电影”

去传播。张虹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香港的一份宝贵的文献，具有一种研究性质——张虹以前在北美念社会学，而没有一种动员的诉求；游静的作品具有文化分析的眼光，也具有艺术创造的愿望；而香港“80后”

生

人制作的这拨纪录片大多画面粗糙，他们不为艺术也不为商业，摄像机是介入的工具，是属于香港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实香港“80后”

纪录片也不是凭空出世的，郑智雄于20世纪80年代末成立“录影力量”

小组，其诉求和今天的“80后”

纪录片运动一样。关于“录影力量”

，崔卫平曾专门撰文介绍。我发现这个民间组织是有历史延续的。我在香港的时候试图联系“80后”

的纪录片作者，但没有成功。后来再发e-mail联络，仍未得到回应。也许是网路不通？也许他们是一个自足的活动，无需别人置喙？或者是他们对一个北方来的研究者抱有警惕？无论如何，我最后都没能和他们联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