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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篇4 范公秉政苦苦支撑（第1页）

“范希文要回京了！”

正统六年暮春的大汉帝都，类似的感慨与议论，尤其多，一直到正主抵京，方才勉强安静下来。显然，帝京权贵们真实的感慨是范希文要当尚书令了......

自江陵出北归，并不算太漫长的路程，范仲淹足足走了一个多月，关键不在于时间，而在于这段旅途中的心情。要知道，以往任何一次，闻君召唤，他都是日夜兼程，急奔京城，述职尽忠。

而这一回，除了作为一个文臣、老臣、名臣的矜持之外，还有他内心的迟疑与忐忑，或许有那么几分矫情，然若非打心里重视、珍视，又何至于此。

北归途中，沿路官僚权贵们，就像苍蝇闻到蜜一般，蜂拥而上，范仲淹是挡也挡不住，排也排不开，可谓不胜其烦。

即便不为所动，但范仲淹也被搞得心力交瘁，因为他深切地明白，如今这一张张面孔有多殷勤和善，将来就可能有多狰狞可怖。

一路北行，在抵达洛京以南的龙门驿时，已经有人出京数十里前来迎接……也是在龙门驿，范仲淹收到了一则噩耗，一则丧报。其知交好友滕宗谅，在前往苏州就任的途中病逝了。

滕宗谅字子京，也是端拱二年那一科的进士，在范仲淹、晏殊、蔡齐等人光环笼罩下，他并不是那么出众，甚至一度只能被视作范仲淹的附从。

早年范仲淹第一次背负重任，被世宗皇帝安排到淮东主持沿海堤堰修筑事宜，滕宗谅就作为僚佐在旁辅助。范仲淹后来升任盐铁使，主持盐务整顿改革，滕宗谅也作为判官，听命协助，任事专心，颇有成绩。

其后历职多方，因为范仲淹的关系，也屡次受到提拔与贬谪，而不论在何任上，都以清廉自守、勤政爱民而受人赞扬。最近一次卓越的政绩，便是在岳州这个湖北大州任上，虽然没有重修岳阳楼，但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对滕宗谅治岳州之功绩依旧有所提及……

滕宗谅之于范仲淹，不仅是好友至交，更是同道同志，在进京的关键时刻，收到如此噩耗，对范仲淹来说，实在是一个重大打击。

哪怕报国之志早已坚如铁石，也难免为之黯然神伤，就在这个春雨之夜，涕泗之余，范仲淹又写下了一新词——《蝶恋花·夜宿龙门》。

范仲淹不只是一个政治家，朝廷的能臣干吏，还是一个文学家，在入仕后很长的时间里，他的文才并不是那么显着，而他流传于世的诸多文章、诗词、政论等作品，大部分都成于他五十岁之后。

出现这样的情况，显然与范仲淹所处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有关。要知道，范仲淹从少年到青壮年，一直处于大汉帝国最繁荣昌盛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堪称帝国最清明的雍熙时代，先承恩于太宗皇帝，又立志于少年，可以说是他一生理想与追求的开端。

及至世宗继位，范仲淹进士入仕，得其幸运，受到世宗的看重与提拔，二十来年间快崛起，也一直忙碌于国家大事，乃至一步步成为庶族官僚中佼佼之人物。

可以说，在五十岁前，是范仲淹人生最光明也最有价值的一段时间，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一直持续到陇右任上。

而那段时间，恰恰是世宗皇帝二十七年统治时期的一大转折点，因章德太子早薨，而引的一系列夺嫡与政斗，导致朝政混乱，风气浑浊，这样的情况，也显然更加容易引起范仲淹这样忠心耿耿的仁人志士的感慨与担忧。

等到世宗驾崩，年轻的皇太孙刘维箴继位，真正进入到大汉帝国巅峰的一个转折点，眼瞧着洛京朝堂上那些复萌的昏臣弊政，眼看着帝国顺着下坡滑落......

这样的背景下，以范仲淹那满腹的才华，满腔的忠心，伴着一壶愁酒，往往就能化作一篇醇香诗文......

皇帝对于范仲淹此番归来，显然寄予了厚望，礼遇上也十分周到，得知其已近京师，特地遣内侍行石全彬，率领禁卫，以国公仪仗，出城十里相接。

面对这番恩遇，若说不感动，那是不可能的，更为关键的地方在于，即便对皇帝刘维箴心存犹豫，但经此阵仗，终究还是增添了几分信心。

而刘维箴对范仲淹，也的确重视，在进城之后，专门安排其到汉宫中的皇家浴汤中沐浴更衣，又赐紫金麟袍，和田玉冠，亲自接见于崇政殿。

对于这次会面，皇帝至少在场面上，是足够重视的，而事前，范仲淹也准备了一肚子的忠言善谏，想要向刘维箴禀报。

但是，君臣会面的时间，并不长，至少谈论国家大事的时间不长。只在客套性的一番问对后，皇帝刘维箴，正式下诏，任范仲淹为大汉尚书令，总领国政。

反倒是稍后的御宴，刘维箴谈及吃喝的时候，话多了一些，这样的情况，让范仲淹心头极其别扭。刘维箴并非不清楚范仲淹的脾性，也知道这样的表现会引起这老相公的不满，或许，他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手段表明他的态度，国政朕交给你了，就不要以其他俗事来打扰朕......

事实上，刘维箴对范仲淹已经足够尊重了。要知道，为了接见他，刘维箴甚至推脱掉与贵妃春游踏青的活动。刘维箴显然是个风流天子，在当下的汉宫，不说佳丽三千，三四百总是有的，到正统六年，有名号的妃嫔，便已达37人。

而其中，最得宠的，就是韩贵妃，几与曹皇后分庭抗礼。韩贵妃的出身自然也不是简单的，他是建隆宰相韩承均之孙。

在帝国百年之后的当下，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洗牌，帝国的勋贵阶层也生了堪称天翻地覆的变化，顶层的权贵圈子越来越小，继续保留在帝国权力中枢，依旧对国家事务保持着强大影响力的，也只剩下那十几二十个家族了，这是通过百年历史激荡、风云变幻，方才筛选出来的。

其余的，或因后继无人，或因立场出错，抑或是出现重大政治过失，比起大汉帝国，还先走起下坡路......

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功臣家族，都沉寂乃至沦落，甚至有的仅剩个空头爵位，有些家族因为经营不善，甚至开始变卖祖产过活。

而正统时代的到来，对于天下勋贵来说，都是一桩幸事。因为，来自皇权的压制力大大减轻了，即便是那些破落的勋贵，也得以“卷土重来”

，“再兴家业”

。

那么，一个问题出现了，正统时代，是文臣的春天，是庶族的时代，勋贵们也迎来复苏，那么在蛋糕有限的情况下，权贵们春天，又建立在哪些群体的寒冬之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