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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七雄之韩国篇韩非（第3页）

（《解老》），反之，就必然失败。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都是有目的的，因而人的言行必须讲求实际功效。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投（箭靶）”

（《问辩》），指出“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育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之说也”

（《问辩》）；他还着重提出要用“参验”

之说作为检验是非的标准。“参”

是比较研究，验”

是证实。他说：“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

（《奸劫弑臣》），意思是必须考察名称和实际是否相符才能判断是非，只有通过比较检验才能判断言辞是否正确。他还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

（《显学》），意思是不经过比较验证就作出肯定的判断是愚；不能作出肯定的判断就拿来作根据，是欺骗。

韩非把他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参验”

论运用到政治生活中，一方面用来抨击儒家等学说，说他们祖述先王的言论是未经参验的虚妄之谈：另方面又用来考核臣下，要求臣下在言、事、功三方面应该做到完全一致，言论、工作、功效完全相符的就给予奖赏，否则就予以惩罚。

韩非有轻微口吃，但却是文笔流畅的优秀作家。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

，“而其归本于黄老”

。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韩非的《孤愤》《五蠹》《说难》《说林》《内储》五书，十万余言，字里行间，叹世事之难，人生之难，阅尽天下，万千感怀。

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韩非子》中有寓言故事三四百则，着名的有“自相矛盾”

“守株待兔”

“讳疾忌医”

“滥竽充数”

“老马识途”

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这些取材于社会见实，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民间故事的寓言，都是韩非子对社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这些生动的故事，虽然出自特定的环境，但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以智慧和启迪。

韩非的寓言浅近而深刻，幽默而冷峻，他把庄子以寓言说理的方法进一步展，多了一些切近现实的因素，堪称先秦诸子文章中的瑰宝。他的寓言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复杂纷纭、变化万千的现实生活，大至时代更迭、国家兴亡，小至个人荣辱，历代王候，征夫思妇均纳于笔下，可谓跨越时空、巨细无疑。其内容之广泛、事件之纷，形象之众多，均堪称先秦寓言之最。

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指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事非，其极惨礉少恩”

，“皆原于道德之意”

。《太史公自序》云：“韩非揣事情，循势理。”

秦始皇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扬雄《法言》：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

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

曰：“何也？”

“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

或曰：“非忧说之不合，非邪？”

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

司马光《资治通鉴》：“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